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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茂资产管理公司(Permal)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萨克·苏埃德在“全球金融监管的新格局”主题论坛上发言。
本栏图片由本报记者李英挺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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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金融,20世纪的监管,这是本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更是彰显了跨境监管的缺位。在类似于WTO的世界金融组织(WFO)还遥不可及的今天,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强金融监管,成为今天举行的“全球金融监管的新格局”分论坛的主要话题。
钟摆式监管问题多多
在各国的金融监管中,长期存在所谓“钟摆现象”,即金融监管政策如钟摆一般,在过宽与过严间持续摆动,从而影响金融市场发育。这种现象在今天的论坛上遭到了台湾金融研训院董事长许嘉栋的斥责。
许嘉栋举例说,1980-1990年代,为追求所谓的自由化、效率化,过度放松了金融的管制,太松的结果最后就产生了金融大海啸。现在要加强管制时,又变得太严,影响金融机构的效率与创新,使得消费者、投资者所希望的多元化服务变得格外难得,最终损害金融的行业发展。
他表示,对于金融监管政府不能完全放任,政府也要管。但监管的主要目的是顾虑金融安定,避免风险。“我们采取宽或严的任何措施都有利有弊,必须两边都顾及,并尽可能趋向平衡。”
金融需要聪明的监管
如何跳出解决钟摆式监管的悖论?高盛大中华区原主席胡祖六提出要“聪明监管”,先驱资本伙伴基金常务董事谭博文提出要“灵活监管”,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要加强“预防”,殊途同归。
高盛大中华区原主席胡祖六认为,金融危机是个全球性、系统性的问题,这就要求进行一次系统性、全球性的改革。这么大的广度、这么大的深度、这么长时间的危机,确实带来很多经验教训,因此必须加强监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增加很多新的监管,我们需要的是更加聪明的、更加有效的监管。”
“我们必须有个健康机制,要让‘钟摆’能应对市场需求,能反映金融创新、资本流动及各国不同的金融机制特点。”谭博文说,灵活性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对于监管机制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在不同国家推广同样的规定和规则,但并不排除在不同国家根据实际情况有些微调。”
刘明康说,金融监管部门必须给自己预先设定监管保障。“现在大家都侧重于金融创新设计,也不得不增加很多附加的金融风险缓冲工具等。但这些其实都非常昂贵。要坚强风险预防机制,因为预防总比治疗来得更有效、更节省。”
监管需要全球“团队合作”
全球化金融时代,金融监管必须加强各国的“团队合作”。这是刘明康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嘉宾的一致认同。
刘明康强调,全球化时代资本是流动的,但目前的金融监管总体上以国家为单位,“所以我们需要跨境合作,需要国际统一标准,需要加强信息的沟通和交流。”
博茂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萨克·苏埃德非常赞同刘明康的说法。他认为,要建立一个简单的、全面的、全球统一的监管规则,否则肯定会出现利用监管差套利的情况。因此需要在金融全球化当中寻求全球化监管,制定统一的基本线,然后各国再根据本地需要进行本地化。
但是大家也承认,现阶段全球要实现统一监管规则很有难度。
本报记者 单憬岗(本报博鳌4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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