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伍立杨   　　《历史的海南》终于以精美的版式付梓面世了，序言中，作者钟业昌先生首先提出文史老料的概念，譬之以今之身价腾昂的花梨木老料，可谓精彩绝伦，由此揭示老料的精神价值，其境界变得更为醒目。越是容易复制的东西，越难以保留和传承。老料则相反，其中一个因素，即是它的不可再生性。叙述的原创性和史料的稀缺性相结合，此即是从“映照岁月的深邃”，到“洞悉历史的原始”。 　　原创性写作形成的动因，源于作者致力于海南历史文化的视野拓展，重新建构事物本质，沉甸甸的八篇长文，把研究相对贫弱的海南文化政经史迹的史论与史述，一下拉到一个令人惊奇的高度。 　　历史往往以冰凉的统计数字出现，而在冰凉的数字后面，不知隐藏着多少鲜活的情怀故事。钟业昌先生活泼充沛的笔力，从容地将数字生命化，将概念具象化，因而极具牵动心灵的力量。 　　《宋子文还乡海南的前前后后》，关于宋子文回乡，运用社会学的微观法则，见微知著，一本最微小的历史事实也能感人至深的原则，那乡愁背后的海南人故事，他所依据的事实证据不仅是文件和档案，更有细民百姓万花筒般的生活，从这里去诠释历史事件，是自下而上的看历史。此种史学观，英国现代史家称之为“草根历史学”，意大利史学家金斯伯格则称之为“小虫转身的历史学”。 　　对细节的搜寻无远弗届，而在判断结裹上，却又大处着眼。宋子文还乡一文，不但连当时记载于作业本上的史料都挖掘出来，更对他的整个行程，辅以国内国际形势的叙说，情景复原，丝丝入扣，宏观的视角审视历史，叙论的主题凝重而深刻。 　　史料的挖掘、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这就有了作者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对史实意义的透析。 　　《谷牧与海南1980-1987》属于当代史范畴，里面涉及大量的时间节点，稍一疏忽，叙述上即有可能成为一团乱麻，洵属难度极大的写作。如果按照大事记的写法，时间明瞭，但又会丢失很多旁证和佐证。业昌的头脑的明睿，在于他对史料强劲的驾驭能力。他以关键时间为桩点，其他众多时间节点为辅助，人与事互为经纬，把头绪纷繁的当代史叙述得波澜起伏，滂湃跌宕，而又井然有序，同时众多的新闻材料、旁逸斜出的背景事实点染佐证，仿佛蓊郁的花架，主次分明，而又生机盎然。关于海南建设开放的事实背景，这样看似枯燥的史实，处理得扣人心弦，可读性极强。 　　《1829，百年好官云青天》也是以1829年为桩点，实际叙述所涉及的时间则将近两百年，钩沉种种参照系，对循吏云茂琦一生事功，作了淋漓尽致的解读，巨细无遗的圈点。 　　《1912，孙中山与海南改省风云》海南改省的曲折动议，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关于此事的史料都显得凌乱、琐碎、幽僻，作者的功业，在于打捞，搜集，然后以罕见的归纳手腕，使历史事实放大到与原初经过同样清楚的像素，而与之环环相扣的国事与重大人事，片刻不离地提供参证，委实堪称还原历史的大手笔。 　　沉溺与升华，挖掘和发现，作者以海南第一流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担当着复原历史、阐释历史的使命感。综观业昌的研究境界，一见其大，一见其广，一见其深。大是经验与推论的魄力阔大，广是眼界与视角的广远，深是他对海南乡梓感情的深厚。 　　种种论述充满铁板钉钉的实证，无懈可击的推论，整体过程力量充沛，往往以大迂回方式展开挖掘、辨析、推导和判断。笔力始终不稍衰。其引人入胜，然而，“蚕丛及鱼凫”，荆棘野卉乱花迷眼，倘无系统的眼光、博大的史识加以去芜存精、升华利用，则再多掌故也唯有“不才明主弃”，流于自生自灭一途，而业昌先生写史运用史料之繁复实属罕见。热门材料赋予新意，冷落者更是细加推求，至位置经营找到落点，令人顿生非它莫属之感。这得益于他深厚的理论素养，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傅斯年先生曾说，“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这是指散落的原生材料，具有还原真相与积淀人文的非凡价值。本书作者正是如此，他竭力扩充史料的来源，海量收集资料，《1949年，海南特区长官之争的台前幕后》即从当时军政人物的日记、回忆手稿出发，反复比较疏证，从琐碎庞杂的浩繁原始资料中，寻绎大历史的必然性，由对原始材料所作的史学意义的全方位开发，直观认识整体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 　　虽非专业史学研究，但作为资深报人，他是以新闻工作者的敏锐感与预见性来进行历史碎片的收集还原，来对古董般的史料作一番修复与刷新，来探询史料与史迹的因果勾连。对稀缺史料的研究整合，融入全新的眼界和思路，这和戏说历史的随意夸诞，盲翁做场般写史的囫囵吞枣有着本质的区别，有着根本的异趣。阐释的文化用心，更具有衔接今昔的现实意义。以敏锐的观察力刮垢磨光；普通公认大事而易见之史料，则予以活泼新颖之解读，史迹因果连属复杂情事遂由隐而显。业昌先生的这种史学怀抱及眼光，诚如梁启超所说“乘飞机腾高空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许多僻处一隅的史料，蒙尘已久，若非他的深度下潜式的挖掘，势必趋于冻结或走向湮灭，但是一经他的刮垢拂尘，呵护与阐释，仿佛重放的鲜花，又像珍珠般闪光，一则精气神全出，一则历史文化关怀的目标顿显。而作者的一番阐释推导，印证成一个个历史的画面和节点，这是海南的历史，历史的海南，家园的情怀，心灵的滋养。 　　该书虽只选录八篇文章，但是八篇长文分量超重，且已涉及汉朝、清朝、民国，直至当代的各节重大历史。著史者从纷繁的史实，不同的侧面，耀眼的人物，前人的事功等等方面，去复活海南历史与文化积淀的精神内核。作者一方面秉承史学“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同时富有积极的现实意识和追求，在贯穿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流向之中，以及传统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中，来观察其对海南的影响。作者本有撰述海南源流史的宏愿，在此，我们不仅看到他对古代直至当代的历史线索分明、成竹在胸，而且对各节历史的定位与构建亦已登堂入室…… 　　（本文原载于12月12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