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学说和熊彼特创新理论对于破解经济危机都有作用。相比较而言，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经济同质化的条件下，数量的扩张，没有结构的变化，更没有质的飞跃；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要通过创新，改变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创造新需求，引导新消费，使经济发生革命性的、质的变化。 　　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学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显学，与其同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却一直是不显山不露水。正像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简便易行、快捷有效，熊彼特学说却是知易行难，旷时费力。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之所以有增长、停滞、衰退和复苏的波动，原因在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均衡，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衰退和萧条，所以，只有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需求，才能建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积极财政应对危机的主要办法是国家花钱（国家干预），以国家花钱扩大需求，扩大投资，拉动消费，人为造成经济繁荣。  　　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学说用的是“巧劲”，可以取得“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此一学说，无论对于什么类型的国家（不管是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对于什么政党，无一例外、概莫能外，都是举双手欢迎。 　　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对经济恢复，延缓经济衰退、萧条都起到了神奇的功效，造就了一大批经济明星，日本、德国等二战战败国浴火重生，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成为这一时期的新秀。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美国，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发源地，却是凯恩斯主义最早的实践场所，也是收获颇丰的国家。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进入上世纪70年代，原有的生活、生产需求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实现，引领经济发展的引擎动力减弱，继续实施凯恩斯主义不仅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出现了新的病症：经济停滞，物价上涨，简称“滞涨”。“滞涨”成为西方国家的顽疾，饱受其苦，却又治疗不得其门，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真正应了聪明赢得一时，却未必能赢得一世这句话。 　　何以如此？这和凯恩斯主义治疗经济周期的药方是有关的。凯恩斯主义可以缓解经济周期，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周期，“滞涨”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机制性反应。为什么，这是因为在积极财政的背景下，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都没有变化，只是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上做文章，经济是在同质情况下量的放大，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一词。以后，他在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中，对创新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 　　熊彼特认为，之所以会有经济危机，是因为创新的周期性。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刺激了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相当多的企业之后，盈利机会趋于消失，经济开始衰退，期待新的创新行为出现。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只能处于一种 “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经济增长只是数量的变化，这种数量关系无论如何积累，本身并不能创造出具有质的飞跃的“经济发展”。只有企业家实现创新，“创造性的破坏”经济循环的惯行轨道，推动经济结构从内部进行革命性的破坏，才有经济发展。 　　为什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一直是“养在深闺人不识”，这是因为要进行创新是要花费大力气的。新需求的发现，新技术的发明，新产品的研制耗心费神，难以轻易达到彼岸。如果说凯恩斯积极财政学说用的是“巧劲”，熊彼特创新学说用的则是“笨劲”，费“九牛二虎之力”，可能会取得明显成效，也可能会劳而无功。但这种笨功夫一旦获得成功，其所引发的连带效应引起的投资浪潮和消费浪潮，难以估量。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每次创新都能导致经济的大发展。蒸汽机推动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进入到信息社会，地球从圆的变成了平的。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经典案例是克林顿的新经济。1992年11月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1993年2月在硅谷发表的政策声明《技术为经济增长服务：建设经济实力的新方针》所确定的政策框架，美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综合性的、系统的国家技术政策，引发了一场永远改变人们工作、生活和相互联系方式的信息革命。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新经济”（“信息高速公路”，用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引领了一段时间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低通胀与高增长并存的局面，实现了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两个目标。 　　应该说，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学说和熊彼特创新理论对于破解经济危机都有作用。但相比较而言，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经济同质化的条件下，数量的扩张，没有结构的变化，更没有质的飞跃；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不同，他是要通过创新，改变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创造新需求，引导新消费，使经济发生革命性的、质的变化，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作者单位：海南省财政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