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五，是新历的1月28日，应朋友的邀请，到乡下的沈家去做客，顶风冒寒从省城狂奔200多公里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去吃“杀猪饭”。 　　那天朔风凛冽，冰霜匝地，但到了沈家后，在温暖的小屋里，烤着炽热的炭火，品尝十几道原生态的饭菜，填饱肚子后不经意一抬头看见屋子里悬挂的腌制猪肉，再看看沈家老人慈祥的笑脸，这些场景突然提醒我，乡村的年味好重。 　　此前头一天中午，朋友挟着30多年前的情绪，带我去看他给环卫工人准备的年货———大米、食油、被子，堆放得一屋子都是。 　　“今天过年吃肉已经不是难事，但我从来有个心结，就是过年的年味必须有。”他说，“今年我们公司除了给每位职工发点过年费，还给每个人发些年货。我的感觉是，发再多的钱，没有年货，不像过年的样子，没有过年的味道。”他认为年味要靠必须的物品———年货———来营造，“我们小时候过年多热闹啊。穿新衣，戴新帽，发压岁钱，吃好吃的，放鞭炮，那才叫过年。” 　　古汉语中，“年”的本义是“五谷熟”，亦即“年成”、“收成”的意思，它和农业文明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过年的年味和农业文化共荣枯。 　　在传统的社会里，年味最浓，工业文明越发达，城市越现代化，年味越淡，最终很可能淡乎寡味，以至有可能彻底淡出人的记忆中。 　　今天的中国，越封闭越落后的地方，年味越浓，每年我国特有的上亿春运大军候鸟般匆匆迁徙在“落后”的桑梓地和“先进”的工作地之间，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那顿年夜饭。 　　而在大都市，若无长假，焰火鞭炮之类点缀，实在看不出腊月三十那夕，竟然是十三亿人口劬劳了365天后最为神往的一个夜晚！ 　　过年之前，亲友见面，往往会问“春节何处快乐？” 　　我在春节，一般杜门不出，杜门的理由至少有三：一则惧人多，再则不方便，三则物价腾踊。此时蜗居于家，反而可以活得舒服些。 　　2月4日，大年初二，是日立春，我所居住的城市阳光灿烂，躺在客厅外的草地旁的躺椅上，沏壶茶，执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一册，目倦时眺望碧蓝如洗的晴空中翻飞不已的小鸟，悠闲慵懒并从容地松弛一下自己绷得太紧的神经，放松自己的心情，有首歌词写得好：“在这个时刻放慢脚步，看看花看看树听鸟唱歌。在这个时刻来到窗口，望繁星、凝明月走进大自然……” 　　农业文明凸显闲适慵懒，“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其极致。陆机所谓“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在今天的工业人看来，已经不可理喻了———谁还有那么多时间和心情去琢磨“秋霜春云”？ 　　宋人雷震《村晚》诗云：“水满池塘草满陂，山衔落日侵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由是可知，诗，所代表的是一种人文符号，无法与刻板机械的标准化、规范化生存状态有所交集。雷震笔下的村民，是当然的“诗意地栖居”者。 　　庄子反对把牛马用绳索等外来物束缚住，他借北海若的口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牛马天生有四条腿，这是天生的，但人却要用绳索之类羁縻牛马，乃是违背其天性的人为之举。卢梭在1749年工业革命刚露端倪时就先知先觉地批判了自文艺复兴以降，所谓“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对人类的精神奴役和自由天性的钤束。 　　东西两位先贤殊途同归，都把人的幸福尺度定格在天性的散漫和汪洋自肆上。　 　　农业社会与年节文化密不可分的是慵懒、散漫、随意和闲适。人除了饱食煖衣等物质条件外，慵懒、散漫、随意和闲适何尝不是一种可感的幸福指数？ 　　工业文明的极致与经济发展互为表里，但任何发展都必须经得起一个终极价值的追问，即，发展的终极目的何在？发展的终极价值如果与人自身无关，则发展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祸莫大焉。科学发展观绝不仅仅是低碳环保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与之同为题中应有之义的还有心情的闲适宁静，形体的松弛轻松，人际关系的和谐康宁，以及树荫下老者的安详垂钓，草地上孩童的银铃笑声，黄昏里情人相视时的灼热感…… 　　一说“发展”和“幸福”，就满眼皆钱，“今者吾丧我”，年味的淡，呈现的是一种人类异质文明邂逅时浮萍式的轻佻和迷惘。 　　[ 网络文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