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宗玉 　　◇吉光片羽 　　在岳麓山上的黄兴墓前，我看到十余位民国名人的挽词，排第一号的是孙中山先生，后面的名单里，有章太炎、唐绍仪、于右任、蔡锷、黎元洪、杨度、李烈钧、陈炯明、程潜等等，一连串的名单，宛如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每个人命运起伏变化，令人感叹万千。　　  　　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来形容黄兴的命运，最是恰当不过，这位创立华兴会、不断组织起义推翻帝制的民国元老，在42岁因病去世。他的战友们，却在走向共和中，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有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选择，有的甚至违背了革命信仰。像陈炯明，因为反对北伐，武装叛乱，最终败于黄埔军的东征，他虽然是早期下野的军阀之一，却力拒“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的收买，显示出民族气节。　　 　　哀悼黄兴的众人中，唐绍仪的人生无疑是转折点最大的。他历经满清、民国两朝，思想开明，精明能干，深得南北政要欣赏。40余岁时，他成功捍卫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办理海关税务；50岁时，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又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而辞职，南下护法。饶是这么一个思想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人，抗战的时候，却和日本人眉来眼去，最后被军统特务暗杀在家中。 　　和唐绍仪的“退化”相比，杨度的一生应该属于不断“进化”的。杨度最早支持袁世凯的“帝制”，后来加入国民党，帮助北伐军，1929年，杨度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政治嗅觉上，杨度可以说颇为灵敏，尽管当时正值“白色恐怖”高峰，但他敏锐地觉察到只有代表劳苦百姓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于右任的命运使人嗟叹。他以“草书”闻名，又是教育家，创办了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名校，在国民政府位居高官，是一位难得的在政界游刃有余的高级知识分子，谁曾想，他的晚年竟飘零到小岛台湾，人生在“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中谢幕。刚到台湾时，于右任总叮嘱下人不要买太多东西，总说：“我们还要回去的啊！”这话，现在听起来，有些悲凉，于老先生的品行毋庸置疑的好，可个人又怎能扭转当年国民政府因为腐败导致民心尽失的局面呢？ 　　在国民党元老级人物里，程潜一生中最亮的一笔，应属1949年在湖南和平起义，避免三湘大地生灵涂炭。就当时战况而言，南京已经解放，国军的溃败，势在必然。中华民国建立之时，程潜29岁，他大约做梦都想不到38年后，他所在的党国溃不成军，而他本人也成为党国的掘墓人。不可否认，程潜的起义，功在千秋，具有历史的远见。  　　我无法臆测，假如黄兴在1916年以后还活着，他面对国共关系、面对抗日战争、面对解放战争，会发表怎样的言辞，会有怎样的举动？以他豪迈激进的性格，他也许会反对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会反对汪伪政权，而面对1949年国民政府的崩溃，他是选择和平起义，还是败退台湾？这便无法得知了。在他的墓庐之下，便是蔡锷将军的墓，他们两位英年病逝，生命停止在人生最华彩的时刻，真应了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岳麓山上，辛亥革命烈士、抗战国军烈士墓比比皆是，墓碑上，他们的年龄，常常不过30来岁，却透射出信仰的光辉。我由此想，人在三四十岁以前为理想牺牲，是多么美好而圣洁，但凡45岁以后，人对世事看个大半透，又较年轻时贪生，且多了家庭的牵绊，很难再成为殉道者了，革命事业付诸东流。变坏的，就成汪精卫那样，卖国求荣；大多数人，变得不好不坏，这就是普通人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