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言快语 　　K 　　西安一镜框加工厂涉嫌长期聘用20多名不到16岁的童工，童工月薪仅300元，还时常被克扣。老板称员工年龄小不懂理财，自己是为员工保管工资。未央区劳动监察部门表示，企业过多，无法监管。（3月29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本案最突出之处，并不在企业主的违法程度有多严重———全厂员工几乎“清一色”涉嫌童工；也不在“双面”老板克扣员工工资的“狼外婆”手法，倒是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不着边际的监管态度，成为最大“看点”。 　　“企业过多，无法监管”，惊闻此言，我们本能地收紧了舌头。西安是座大都市，一个未央区拥有3万家工商企业，我们姑且认可“企业过多”之说，可是，它与“无法监管”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因果关联？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所谓“企业过多，无法监管”，完全是一句不假思索的免责托辞。这样的托辞不仅根本无法成立，甚至“幼稚”得可笑。按照这种逻辑，医疗行业多达数万种药物，假药岂不是也就理所当然“无法监管”了；奶粉生产涉及上千道质量管控环节，又有哪个部门愿意对“三聚氰胺”负责呢？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劳动保障监察以日常巡视检查……等形式进行。如此看来，相关法规早已教给他们动态监管的“方式方法”，笼统地拿“企业过多”说事，站不住脚。他们需要回答：自己主动“日常巡视”了多少家企业？其中，有多少企业是需要加以重点监控的“巡视”对象？同一家企业，又曾“巡视”过多少回？ 　　2010年“世界无童工日”的主题是“向目标挺进———结束童工现象”，这是一个困难重重却又必须迎难而上的奋斗过程。客观上，“童工”成因复杂，查处中的取证很麻烦，因为真实年龄不是嘴上说说、眼中猜猜，人手相对不足也是各地一线劳动监察目前普遍存在的实情。当前各地都在推进“全民创业”，西安也不例外，劳动监管领域势必不断扩面增量，但这一切都不足以为“无法监管”提供任何借口。就案情结构以及监管层级而言，包括童工在内违法用工的治理要点，恰恰在于离企业最近的基层监管。缺少了基层监管，上面的层面再给力，也有可能沦为无用功。 　　□ 王景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