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访谈 　　这是一本家训，一本传统中国人的家训，他讲的是民族危亡之时，张治中、杨虎城、蔡廷锴、蒋光鼐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怎样做的。这些人中或奋战沙场，或为国捐躯，或为民请命……但不管如何，这些人的言行都成为孩子们之后人生道路上不可忽略的标识。 　　时政财经媒体人、口述历史专栏作家周海滨，日前推出新书《我们的父亲》。该书是周海滨历经多年采访杨虎城、张自忠、李济深、黄维等近十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的子女后凝结成的一本佳作，书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孩子们对于自己父亲的深深怀念，以及对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时挺身而出的敬意。作者感言，这些名门之后尽管历经坎坷但依旧建功立业，就是因为拥有“坚强”这一精神遗产。 　　 　　Q&A 　　 　　 　　一本传统中国人的家训 　　海南周刊：创作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周海滨：一种记录的想法，访谈对象口述“我们的父亲”时，他们会展现出一个怎样的父亲形象是我所关注的。在历史教科书里，他们慷慨激昂，但是形象单一，坊间流传的却是那么生动饱满。 　　这些“父亲”，在家庭生活中会表露出真实的情感，体现更为真实的历史细节。 　　他们两代人之间面对历史和现实、往事与细节时，有过怎样的选择，他们之间的生离死别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我很好奇的。 　　于是，我去寻找、去访问、去感受，更主要的是聆听。我让自己做一个安静的聆听者，并克制自己的表达欲望。 　　海南周刊：您想把《我们的父亲》写成怎样的一本书？ 　　周海滨：这是一本家训，一本传统中国人的家训，他讲的是民族危亡之时，张治中、杨虎城、蔡廷锴、蒋光鼐、张自忠等这些人物怎样挽救民族危亡，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和他们的家人在1949年之后的命运。 　　这些人中或奋战沙场，或为国捐躯，或为民请命。但不管如何，这些人的言行都成为其后辈人生道路上不可忽略的标识。 　　其实，我的系列口述作品的写作里面都贯穿一个主题，就是“家国”，在《我们的父亲》一书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我受到萧伯纳一句话的启发，他说：“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 　　萧伯纳的这句名言揭示了人类家庭生活里超越社会性的真实的一面。在家庭生活中，这些风云人物流露出对历史重大事件的态度如何？他们有什么情绪变化？他们可能在外面浩然正气、正襟危坐，但是在家庭里会表现出更为生动的个性特点。 　　比如郝梦龄“撕遗书”，他有了赴死之心，但是又不想家人知道，女儿偷看后，他一怒之下撕毁遗书扔到马桶里。 　　因此，我想通过家庭，去勾勒那些已经远去的父辈的一代。这种勾勒，是活的，有血有肉的，你甚至可以说它是感性的。但同时，又是真实的、可以触摸到的、极具诱惑而富有力量的。 　　海南周刊：还原“父亲们”的形象，意义在哪里？ 　　周海滨：他们经历辛亥革命的洗礼或影响，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把革命作为自己的成人礼和人生信条。 　　就是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舞台上的年轻身影，他们在发行量只有几千、上万份的自办报纸和杂志上鼓而呼，他们依靠简陋的作战工具去对抗强敌的入侵，他们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勇气去驱逐侵略者。 　　这并不是说教。我在感受他们的时候，经历了一场思想的洗礼。理想在驱使着他们，所以他们才有前行的力量。 　　如今，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站在每一个历史拐点的交汇处，去凝神细看1911、1937、1945、1949时，原本以为被历史铭刻的这一代人，需要清晰的还有很多。 　　父辈最大的遗产是坚强 　　海南周刊：父辈们的言行，对孩子们之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周海滨：现在的这些孩子们有的已至耄耋之年，有的也逾古稀，最年轻的也有60多岁了。其中张治中长女张素我已经97岁了，她自己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书。 　　在他们的父辈为理想奋斗的时候，这些孩子们还不明白身边的大人发生了什么。即便是在抗战年代，这些孩子的生活都是平静的，只有遇到生离死别时才意识到父亲远去了，生活需要自己去走了。 　　当他们真正理解了大人们所创造的辉煌与所承受的伤痛时，大人们却多半已经离开了自己。这其中的复杂情感，最后变成了老人们的回忆。 　　“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开始，你会改变什么？假如有这样一种按钮，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你会不会按？”张素我老人告诉我，她不会回到童年，因为每个人生都有自己的坎，翻过这个坎就好了，“我虽然97岁了，但是我感觉很多的事情想做没有做，我要做的是向前看。”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也说：“我不会按这个按钮，也不愿改变什么，这是肯定的。这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虽然人生有磨难，但是不屈服，并且勇敢的“向前看”，父辈留给他们的是鼓励他们前行的力量。 　　海南周刊：这些名门之后，尽管历经坎坷，但依旧建功立业，您认为是什么支撑他们前行？ 　　周海滨：父辈的因素很重要。虽然会被任命为政协委员或其他职务，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娇气和高人一等。在我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的平易近人和对话的顺畅其实是出乎我预料的。 　　他们的学识和修养是成功的“助推器”。张素我老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到大都是在最好的学校上学，在上世纪30年代出国留学，张自忠女儿张廉云、黄维女儿黄慧南都毕业于复旦大学。蒋光鼐之子蒋建国毕业于中央美院，是位画家。 　　海南周刊：采访中，有哪些情景，让您触动最深？ 　　周海滨：2010年9月29日，黄维将军逝世21周年后，黄维将军之女黄慧南和女婿向我讲述父亲的改造岁月和晚年生活的情景，我们一起听黄维将军在1980年代的对台广播。在这个需要仔细聆听的嗓音中，黄维回顾了作为战犯的27年。他对国民党不想背叛，对共产党不想离弃，但又始终想保持独立的人格。 　　2010年6月8日，蒋光鼐的忌日。蒋光鼐之子蒋建国穿着黑色的衣服在北京中山公园接受我的访谈。他的妹妹是老版人民币5角的纺织女工原型，他是全家第一个被打为右派的人。 　　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每一个访谈对象都有一个故事。 　　口述史折射自己的喜怒哀乐 　　海南周刊：您是不是偏爱口述历史这种创作形式？ 　　周海滨：我试图把历史当作一种集合了情感体验、家国荣辱的记忆存储。 　　新的历史观变成了关联性而非因果性的：他会对这个时代发生联系，但他未必就是这个时代的领路人。这个“他”包括了千千万万你我关注的和缺乏关注的人。 　　微观的历史成为这个时代的需要，得到了极大发展。写史的人记录岁月的荏苒，读史的人寻找时光的尾巴，也许你不会获得答案，但你必然能收获感触。 　　口述历史的优点正是这样，你可以折射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我只是收集历史的碎片，还原一个普通人在特定时代的生活。  　　我是一个喜欢倾听的人，喜欢去听别人倾诉那些过去的日子。但是每次和那些亲历者交流之后，我就有一种忍不住的冲动，想把这些都写下来，让这些历史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财富，也能成为大家的财富。 　　海南周刊：口述历史也是一种记录历史的方法，您是如何处理好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之间关系的？ 　　周海滨：这些零散的回忆会成为信史吗？有人会问我。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历史。讲述，提供不了答案，也满足不了猎奇心，但负责任的书写可以还原历史的良知与温暖。 　　而我，注重的是提供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