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 昆 　　前不久，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天堂鸟———我与一名女兵的爱情传奇》，在网上连载后，引起反响。这部在网上连载的作品，被誉为一部军人版的《山楂树之恋》。 　　作者汤公山人，原名李云川，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国家公务员，海南省作协会员。 　　“世间可以流逝一切，爱却可以永驻，尽管爱得那么忧伤。”爱也许正因为这份忧伤而显得凄美，而铭刻于无涯的时光里。这部唯美纯净的小说《天堂鸟———我与一名女兵的爱情传奇》，让人在掩卷之际，思绪久久难以平静。这段惊世骇俗、百转千回的爱的经历，穿越了三十载的似水流年，依然激荡着读者的内心情感。 　　《天堂鸟》叙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一所绿色军营里的故事。一位勤奋好学、满腹才华的年轻军官李观宝在一种不可言喻的神秘力量驱使下陷入了对美丽女兵郁洁的深深爱恋，并且迅速地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他崇拜的不仅是她的美丽，她的气质，更是世间最慑人心魄的爱情，而郁洁就像天使一般在他心里幻化成一只美丽的蝴蝶，一只散发着少女气息和爱情光芒的蝴蝶。 　　 　　 　　 　　Q&A 　　 　　海南周刊：这部长篇小说，在网上连载时，引起很大反响，据说它是一部纪实性小说，这是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吗？您能谈谈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吗？ 　　李云川：读过这本小说的读者可能会记得，在“尾声”中，我曾借主人公之口谈到了世界的可知性和不可知性的问题。你的问题使我又想到了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基础似乎涉及了某些不可知的因素，或说我的命运的某种神秘性。 　　这部小说属高度纪实作品，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神奇的故事。事实上，我常常觉得，这个故事不仅是命运赐给我个人的。因为我相信，这个故事带来的智慧，正是我们民族或人类所期待的，关于这部小说所带来的智慧，我在哲学专著《精质论》中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而《精质论》正是小说所写的我这段经历的一个直接成果。正是为了引起更多人对《精质论》的注意，也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精质论》，我就写下了我发现这一哲学的整个过程，有了这部小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是我的哲学专著《精质论》的一个序言。她在形式上是完全独立的，但她在内容上和《精质论》是联动的。她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又承担着哲学的使命。 　　海南周刊：《天堂鸟》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何在？ 　　李云川：简要的说，就是“真”。，即真事、真情、真理。关于真事，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基础。关于真情，是指小说包含的感情是非常真实和真挚的。小说在正式出版前，曾在网上连载，读者反应热烈，原因之一，就是对它所蕴含的感情的浓厚兴趣。如读者评论道： 　　———“严谨,细腻,朴实!文如其人,平凡的描述里妙趣横生,悬念四伏!” 　　———“对失恋心态剖析深刻准确,几乎接近医学上的临床诊断,应该叫失恋综合症吧。这种感觉来得真实,不陷入爱河无法体会。记忆力和分析力令人惊叹!” 　　———“楼主的感情描写真的非常细腻，一份真挚的感情，一个让人永远怀念的年代。” 　　…… 　　关于“真理”，主要是指男主人公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本体论哲学，即《精质论》。这里我就不详细展开论述了，我希望可以说，这本小说，是一部从真情走向真理的书。　　 　　海南周刊：哲学是抽象思维，小说是形象思维，您怎么忽然从哲学理论转到了小说创说呢？ 　　李云川：人们一般认为，哲学与文学之间有很大的鸿沟，其实，这里包含着对哲学和文学关系的某种误解。实际上哲学并不是完全抽象的，它有抽象的一面，但也应该有能够把握形象的一面。一个研究哲学的人，不但要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也可以、甚至应该具有形象思维能力。所以，如果一位哲学家写出了“文学”的文字，那并不意外；我在本质上也许更喜欢抽象思维，而我之所以写小说，也是推动我的哲学发展的需要。 　　海南周刊：很多读者都评价该书在对人性探寻、心理描述和理论思考方面的写作非常逼近生活的真实，您怎么看？ 　　李云川：首先，这部小说是一部高度纪实的作品。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态度写这部小说，一是因为我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的哲学才写这本书的，取信于读者乃是我的第一要务。我不想因为自己文字有胡编乱造的痕迹，而让读者怀疑我所写的整个故事的真实性，进而怀疑我的哲学的可靠性。 　　二是我对自己能够发现这种新哲学的过程本身也感到神奇和神秘，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揭示其中的奥秘。因此，我与其说是在写小说，不如说是在写哲学史———记录一种新哲学产生的历史。我希望从哲学发生学的意义上忠实地记录这个过程。这就决定了我必须尽最大努力地逼近生活的真实，包括行为的真实和内心世界的真实。事实上，这部小说不仅在基本情节上，而且在小说的细节上，包括人物对话，梦中情景等，都是高度真实的。 　　三是我确信我的故事本身已经具有很强“艺术性”，或称传奇性。在这样的故事面前，我要做的首先不是如何去“想象”和“创作”，而是如何忠实地把故事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因此，如果读者喜欢这本书，我首先是要感谢那段生活。 　　海南周刊：在常人的印象里，小说就是虚构的，当您创作这样一部纪实性小说，在小说的纪实力与想象力中如何平衡呢？　　 　　李云川：坦率地说，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大多数都不能给人以足够的真实感，令人看不下去。我们的文学不景气，这似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问题似乎也给我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的文学是不是应该补一补“写实”这一课？有的人喜欢把“想象力”和“写实力”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一味赞美“想象力”，却不重视“写实力”的培养，结果，文学作品中，胡编乱造随处可见。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影视作品，也常常是荒诞不经。我觉得，实际上，“想象力”和“写实力”是不能分开的，“想象力”必须以“写实力”为基础，正如一切流派的作家的创作都必须以生活为基础一样。事实上，即使像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所谓现代派作品，你也能看到作者很强的写实能力。 　　在当下，强调一下“写实力”的培养，应该是特别有意义的。当然，补“写实”这一课，需要作者具有良好的审美眼光以及剪裁、选择生活材料的能力，更需要作者具有很强的实践精神如果能够这样“内外兼修”，我们文学的面貌或许将会发生积极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