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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海口白沙门人民大道57号，一个名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的机构在这里诞生。
20年来，中改院身居边陲，始终不渝，直谏改革；
20年来，中改院立足海南，策划天涯；
20年来，中改院从海南不断发出改革的声音，远扬四海，影响八方。
直谏改革 影响上下
智库，作为重要的智力生产机构，是反映社会需求，促进国家战略与政策科学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软实力的创新力量之一。
民间智库，是中改院的追求。从一开始，中改院便没有离开过“改革”二字。
“中改院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够及时发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并快速提出具体操作性对策建议。”中国社科院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说，“这是一个智库存在的价值。”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中改院从建院开始，就把农村问题作为重点进行研究。
1995年，社会上和理论界，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期限问题展开了争论，有学者对家庭承包制提出质疑，导致不少农民对30年土地承包期限到期后的出路表示担心。针对这种情况，中改院提出了“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建议(60条)”。建议指出，应实现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物权化。
1998年，他们再次提出“尽快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政策建议”，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直接采纳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提法。
一个智库的水平，既取决于对现实问题的建议，也取决于对客观趋势的把握。中改院提出的政府转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超前了5—6年。
在甘肃某地，有一个不成文的“村民公约”，一个人患了重病，如果治疗费用超过2万，那么家属就可以把病人抬回家，中断治疗。这样做不会受到乡亲们道德上的谴责。因为2万元不仅把全部家庭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连亲戚也都借光了。进一步治疗，不仅这个家庭要陷入贫困，而且亲戚家庭也有可能陷入贫困。
（下转A3版）
（上接A1版）
“村民公约”深深刺痛了中改院调研人员的心，直接导致中改院从此开始了对“赋予农民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课题的深层次思索，并很快在国内率先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倡议。
2006年，在参加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意见的座谈会时，中改院建议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在“十一五”期间全面解决农民低保问题。这一建议提出不到3个月，中央出台决定，在全国推广农村低保工作，这比“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前了5年。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是实现发展导向由经济总量向国民收入的历史性转变……”
“民富优先，是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大战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战略，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战略……”
以上声音发自中改院的《第二次改革》。这本探索中国未来30年强国之路的专著2010年一出版，6次加印，成为畅销书，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国家部委、省区市地方政府把它作为干部参考读物，理论界也形成基本共识，并且在多方面加以引用。不少省市发改系统、政研系统把它作为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定参考书。
从国有企业改革，到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从推进职工持股，到提出让国民收入倍增；从政府转型主张，到转变发展方式；从以区域优先发展，到区域均衡发展；从经济体体制改革，到社会体制、行政体制改革；从建议，到理论，到咨询，中改院的研究领域极其开阔，涉及改革发展中的诸多重大热点、焦点问题。
首次作出我国已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重要判断；首次提出走向二次转型与改革：追求经济总量到公平与可持续科学发展；首次提出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推进“十二五”改革……20年来，中改院的每个动作，都引起广泛关注；中改院的每次发音，都掷地有声。
“改革智库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提出改革思想，影响改革决策，形成改革共识。中改院做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说。
立足海南 策划天涯
中改院是中国改革的产物。
中改院是海南发展的产物。
从海南，中改院把一项一项改革政策建议上报中央，辐射全国。
为海南，中改院提出一项一项改革政策建议影响左右，推动上下。
“以服务海南改革为己任。”中改院人说。
这不是戏语。
中改院成立的第一天，一个有10多位国家部级干部和一大批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参加的“海南对外开放战略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会上各方共同讨论海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思路和实际措施，提出了实行“大开放”方针的思路和具体对策。会议在海南各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建议成为政策决策的重要参考。
“洋浦风波使海南的改革开放受到挫折，在这以后，海南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就被提到议程上来了。”时任海南省省长的刘剑锋回忆说，“从一开始，中改院就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对海南的改革发展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围绕“大开放”主张，中改院积极探索海南发展道路，没有停止。建设洋浦自由工业港区、实行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建设三亚国际化旅游城市等建议报告相继出笼。围绕建设国际旅游岛，中改院展开持续研究，先后提交“建立海南国际旅游岛可行性研究报告”、“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建议”、“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等建议，都在决策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为海南发展道路思考的同时，中改院为海南顺利实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鼓与呼，股份制改革是其中一大亮点。
1990年代初，中改院提出，推行股份制是海南企业改革发展的现实选择，并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股份制经济规范化运作人才，被喻为股份制的“黄埔军校”。
一项项建议得到海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次次设想渐渐得以实现；一句句声音引各方共鸣……
20年来，海南改革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闪现着中改院的身影。
20年来，海南改革发展的每一次脉动，都牵动着中改院的呼吸。
推动海南实现更大程度的开放，始终是中改院研究的一条主线。
让海南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始终是中改院的希望和追求。
“中改院生长于这片热土，成长于这片热土，对这片热土的热爱，支撑着中改院对海南改革发展研究的满腔热情，孜孜不倦。”中改院人说。
以改革的精神 以高度的责任
有这样一组数字：上万人次改革专题培训，上百场改革论坛，140多份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的改革政策和立法建议报告，1500多篇论文，200多部公开出版的改革研究专著。
有这样几大品牌：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中国改革形势分析会、中国改革年度评估报告、中国改革调查系统、中国改革论坛网。
有这样一个网络：30多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几百人的核心专家队伍。
而运作以上一切的，是中改院区区50来人。
是什么让“小机构”如此高效运转的？是什么令“小机构”发出如此大能量？两样东西：责任和精神。
改革的精神。研究滞后，缺乏独立性，是我国智库存在的主要弊端。我国相当部分的研究机构事实上是秘书性机构，主要职能是写讲话稿和各种文件，根据领导意图，为正在实施的方案、政策寻找依据。
服务改革需求，建立相对独立的、客观的智库，十分紧迫。
1991年11月，海南省政府和原国家体改委合作建立中改院，为正厅级事业单位，实行财政差额管理，80个编制，30人吃“皇粮”。
不到一年时间，中改院主动退出财政事业编制供给，走上“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积累，自求发展”之路。
从法人治理结构到人事管理，中改院进行了多方面改造，没有了行政级别，打破了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
“我们既然是改革发展研究院，那就应首当其冲拿自己做实验。”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说。
中改院的体制创新，其意义绝不仅仅是为国家节省了若干经费，而在于解放了思想，建立独立性、网络型、国际化的改革智库。
“智库源于社会，服务社会，在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同时又以影响政府决策为最终价值。因此，需要智库在思考问题时坚守一种独立、探查真相的精神，能够超越自我利益，保持一种关注国家前途与人类命运的大情怀。”迟福林说，智库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就要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在研究体制、管理体制的安排上，要能满足客观性的要求。
治理结构保障了中改院的机构、研究和人事独立，使中改院能够始终以直谏改革为己任，进行前瞻性、实用性、战略性、客观性的研究。这是中改院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个成功的智库应该有五种影响力———决策、学术、国际、媒体和公众。过去20年，中改院在这5个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说。
“仅有50多人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偏居海南岛，远离我国政治、经济中心……发展为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智库，对我国智库发展作了重要探索。”新华社长篇报道说。
“改革研究是要冒风险的。”迟福林对海南日报记者说，“但人总是要有一种精神，如果没有一点精神，没有一点为事业的奉献和牺牲精神，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就不会产生。”
凭着这份责任，迟福林从机关政策研究设计职能部门的责任人，到致力于建设中国改革智库的掌门人；从参与改革政策制定的官员，到以直谏改革为己任的学者；从踌躇满志的改革志士，到蜚声海内外的改革“智囊”，他的建议许多被高层采纳，他的研究项项与“改革”相关。
凭着这份责任，诞生于最大经济特区，成长在变革年代的中改院人，把自身价值同研究院的发展事业连在一起，舍小我顾大局，竭诚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
凭着这份责任，中改院满怀豪情走过了20年。
凭着这份责任，中改院站在新的起点，站在海南，又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明天，海南的希望和出路在于大开放；明天，海南的目标在于大开放。走向大开放，海南的长远目标在于创造条件建立自由贸易区，现实的选择是国际旅游岛。”
“我们新的目标就是，扩大智库的影响，不断产出更具战略性研究成果……”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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