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冠群 　　（上接B10） 　　朱兰嵎所临摹的这幅《东坡笠屐图》传到翁方纲的手里，在沈津所著《翁方纲年谱》一书中有记载：在翁五十一岁那年“颜衡斋自江南泰兴季氏购得明朱兰嵎为张钟山摹李龙眠（即李伯时）画《东坡笠屐图》，属桂馥跋于后，再赠于先生（即翁方纲）。”翁方纲获得这幅画后，珍如拱璧，再三题跋。梁启超在他的《饮冰室文集·画跋·朱兰嵎临李龙眠所画〈东坡笠屐像〉》中也题道：“兰嵎，字元介，明万历乙未状元。此图作于万历四十七年，距今三百余年。覃溪（翁方纲的号）题藏后，亦百二十三年矣。覃溪题至再三。”《结论》所提到的跋语是翁方纲收藏时的第一次跋语，之后，直到他七十二岁时还为此画题跋：“此摹龙眠手迹，坡翁之写真。合诸陵川诗注，传笠屐精神。盖予年来始得考信焉，而于定轩斋几证此夙因也。” 　　在以上看似牢不可破的记述中，这幅《东坡笠屐图》铁定是仿自李龙眠的“真迹”了，然而，仔细推敲，疑或不然。首先，翁方纲的跋语并不能完全证明其亲见过李龙眠真迹。他在跋语中既缺乏这幅仿品的原作流传所自，更没有交待他所见到的“宋李伯时之真本”的具体情况。如果在他的年代（即清乾隆、嘉庆年间）果真还有李伯时的这幅“真迹”存在，那就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其间流传的过程必定见诸于文献及各藏家的跋语、钤印等历史痕迹，而不是仅仅依赖“两颊清峙，而须不甚多。右颊近上处黑子数点”这等画面形象上的特证去断定。作为书画鉴定，这些都不足为凭。也许正因为这样，他到了七十二岁仍在求证这幅画的真伪。 　　更为重要的是，《结论》所指定为广东博物馆所赠予儋州东坡书院的那幅朱兰嵎临摹的《东坡笠屐图》（见附图），早就存在于书院的墙壁上。那是清光绪五年儋州学正刘凤辉从惠州仿制回来镌刻在书院内壁的，图上除了刘凤辉留下的款识外，还镌有明初宋濂的题词，此外再没有其他文字，不能证明那是朱兰嵎的摹本，自然也就不能说明是来自李伯时的原作了。而成书于1947年的张友仁的《惠州西湖志》对此画却有非常明确的记载。该书卷11“木石书画类”有一则《杨希铨〈摹宋钱选东坡笠屐图〉石刻》云： 　　“石久失，有拓本。图为戴笠着屐冒雨状。原由琼州人所绘。钱选为绘画最有名者。末题：‘宋景定三年赐进士钱选舜举画。’上题《坡仙笠屐图》。序：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假笠屐着归，妇儿相随争笑，群犬争吠。东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数百年后犹可想见。诗：‘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应是牧羊奴。似嫌朱绂当年梦，故作黄冠一笑娱。遗迹与公归物外，清风为我袭衣襦。谁能唤起王摩诘，写出东坡笠屐图。’洪武十年仲春之月，浦江宋濂题。”（以下尚有数人的题诗，略。）最后是杨希铨的跋语：“白鹤峰苏文忠公祠，有遗像勒石壁间。希铨瞻拜之余，敬题七律一首，以志景行。闽中高君士彦，素精绘事，道光庚子秋，得公笠屐图，□□□□付刊。希铨敬书俚句于帧末。时小春望日，并记。”杨希铨，惠州知府，道光末年修建东坡祠。 　　这一帧确定为南宋末画家钱选所画《坡仙笠屐图》与光绪五年，刘凤辉仿自惠州亦题为《坡仙笠屐图》的画，据画面上宋濂的题词，二者完全一致，只字不差，可以看成是同一作品的仿品。因此，如果《结论》所指有翁方纲跋语的广东博物馆所赠《东坡笠屐图》就是这幅画的话，其作者必定是钱选而不是李伯时。 　　钱选，字舜举，宋末元初著名画家。与赵孟頫等合称“吴兴八俊”。但他比赵孟頫有骨气，入元不仕，以诗书画终其身。人品、画品皆称誉当时。可巧的是，他的人物画师从李公麟（伯时），这恐怕也是翁方纲看失眼，将他的作品误判为伯时画作的原因。惠州藏的这幅《坡仙笠屐图》从其线描特点看，与鉴定为钱选作品（见附图）的画法基本一致。 　　据《惠州西湖志》载，这一幅《坡仙笠屐图》据说原先为“琼州人所绘”。若此说有据，则“东坡笠屐故事”的真实性更确定无疑。画面上那种双手提起袍子，俯身前行的样子正是“戴笠着屐冒雨状”。因为海南民间一直流传有东坡的这一“笠屐故事”，才有能画者将其形诸丹青，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