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形式对海南农村在转型期发生的社会变动，以及与这一变动相关的人的命运进行艺术表现，在新世纪的海南文坛上，为人熟知的力作还很有数。惟其如此，新近出版的《我的黎村我的苗寨》就值得关注。这是一部颇有“新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处女作，它以海南五指山地区的黎族苗族自治县吴山县为背景，以该县南红镇由黎村和苗寨两个自然村组成的什拱村为中心，讲述党和政府组织农民建设文明生态村和发展产业化现代农业生产的故事，真切地展现了海南农村被现代化拉动的艰难进程和喜人前景。作者冯本雄并非专业作家，他对乡村生活的熟稔和以文学形式反映乡村社会现实的冲动，来自他以特殊的身份亲自组织了一个少数民族乡镇的村社改造运动的经历。这一任职而不是挂职的经历，使得他对乡村社会和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更清楚的了解，特别是当乡村工作与自我的人生实现密切相关后，他就不自觉的成了连接乡村和社会体制之间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哪一头的震颤都给它以最尖锐的疼痛。由这一现实社会角色转换成的小说写作主体所营造的文学世界，就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或许《我的黎村我的苗寨》还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乡村叙事，因为故事最核心的人物是南红镇镇委书记江山红，小说的贯穿性情节是江山红在乡村治理上取得一项项政绩，然而他的仕进之途却屡屡受挫，南红镇和什拱村发生的一个个事件和一次次危机，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顽强推进，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干部抱负施展、行政能力发挥和人格情怀体现的客观对象，叙事重心显然在一个奋斗者的命运而不是乡村社会的来与去。但是，正由于是一个外来者与乡村建立起了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关系，乡村的命运因素才得到了最清晰的显现，什拱村和南红镇乃至吴山县，在当代乡村社会的全景透视中才具有重要的个案价值。叙事者与小说核心人物的同一性，构成了观察当下社会现实的特殊视角，也是文学写实的独特优势。 　　然而，这部小说的作者无意于表现、甚至不一定意识到农村的现代化改造得益于也受制于一种叙述话语，他需要表达和讲述的是一个亲历乡镇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履行职责、社会交往和个人追求过程中体验、感受的心灵历程和精神成长，以及他所阅及或发生过关联的不同社会角色的命运轨迹。 　　正是在这方面，这部长篇处女作获得了它的文学性，且以叙写各色人等的性格表现、难以逆料的命运遭际、可歌可泣的人生奉献与爱，体现了作者出手不凡的创作才能。小说刻画的体制内外的人物有几十个之多。这些人物，围绕南红镇什拱村的建设发展而先后出场，或为主角，或为配角，共同演出了一场社会转型期的乡村建设与官场生活戏剧。在生活的舞台上，他们各自的精神品格被置于聚光灯下，显现为富有道德内涵的行为动作，最后一一获得相应的命运归宿。在这里，社会体制的规范对人生实现确然具有限制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只是一种考验性因素，用以衡判人生真正的成败。无论在城在乡，这一内在的矛盾都是一致的，它构成小说真正的叙事动力，作品因之在体制力量之上建构起了道德力量，而保证了文学写作的精神性。最为难得的是，这种精神性在官员身份的中心人物江山红身上始终十分饱满。这位乡村建设的组织者，以全副身心投入南红镇以什拱村为中心的村社改造工作，政绩不菲但仕途多舛，然而在每一次遭遇意外的挫折之后，他都能凭借有道德标高的为官准则，毫不苟且地再一次投入公共事务，与政绩所依的黎苗乡村建立起了越来越深厚的感情，尽管升迁之路受阻，但道德人格却不断升华。小说中这一倾注了最多笔墨的人物，是新世纪文学里少见的正面色彩强烈的乡镇干部形象。 　　《我的黎村我的苗寨》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