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个跨越80余年、反映一家四代人摄影追求，展现华人在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下真实生活的纪实摄影展览《从苏门答腊到海南岛》在北京798艺术区展出。展览展出了海南著名摄影家黄一鸣及其外祖父陈水粦、父亲黄志坚、舅父王万俄、陈成宝，弟弟黄一冰、女儿黄盈盈一家四代人的纪实摄影作品。对于纪实摄影而言，最大的意义莫过于此，忠实地记录下时光里某个不可复制的瞬间，记录历史，对话时代，将之定格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永恒。

　　在海南纪实摄影家黄一鸣的工作室里，这些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黑白老照片依然清晰如昔。腰系纱笼喂鸽子的老人，穿着碎花裙在阳光下跳舞的少女，椰子树下一身白衣的新婚夫妇，坐游艇或吉普车去郊游的一家人，推着自行车下课的学生，湿着裤腿拎着大鱼的钓鱼爱好者……每一帧都忠实记录了当时印尼华人的生活状态。

　　而更为珍贵的是，他的家人———外祖父陈水粦、舅舅王万俄、父亲黄志坚拍摄的一些印尼田园城市风光。在那些黑白影像中，久远的阳光依然白热灼目，写着印尼文和中文的华人学校、车站人来人往，街边立柱上大束的花球彰显着热带岛国的风情与妩媚，高大的椰子树在白云绿草间布下一片浓荫……

　　诚然，对于照片来说，最大的意义莫过于此，忠实地记录下时光里某个不可复制的瞬间，并将之定格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永恒。

　　黑白影像中的印尼记忆

　　黄一鸣的外祖父陈水粦（1911年—1992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的一个广东籍华侨家庭，从小家境贫穷，靠卖椰子等水果为生。15岁时，陈水粦便出外打工，当过餐馆小工，也做过安装工人。1942年，日本入侵印尼，陈水粦带着妻子儿女逃难到印尼廖内岛，成为一名锡矿工人，此时全家生活才算是安定了下来。

　　由于当地有许多荷兰人，陈水粦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渐渐西化，学习并迷上了摄影。当时，生活条件有所好转，陈水粦便买了一架德国相机，拍摄了大量的生活和风光照片。

　　“我外祖父只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他的主要拍摄对象是家人、朋友和风光，而不是有意识地进行一些纪实摄影活动。”黄一鸣表示。虽然如此，陈水粦还是给后辈留下了两样宝贵的财富：一是数千张印尼生活期间所拍摄的珍贵老照片，二是他对摄影的热情深深影响了几代人。

　　1953年，为响应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号召，陈水粦带着全家人从印尼回到祖籍广东，当时他的几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

　　归国后，同样爱好摄影的儿子王万俄、陈成宝被分配到广东、江西等地学习、工作并定居下来。而曾经在照相馆学过拍摄和洗印的女儿陈月娥则在广东台山上学期间认识了同学黄志坚，两人后结为伉俪，并一起被分配到海南崖县一家医院工作。

　　巧的是，同样出生在印尼的广东籍华侨黄志坚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黄志坚的父亲黄炳南本是广东的一名农民，在香港被当做“猪仔”卖到了马来西亚，替人种橡胶。后来，他辗转来到印尼，在巴里巴班的一家石油工厂里做电焊工。由于贫苦，黄炳南40多岁才娶妻生子。1945年，黄炳南在回家途中遭日本人杀害。

　　从此，黄志坚和母亲、弟弟靠种菜、卖菜、养猪过着艰辛的生活，18岁时黄志坚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在一所中华学校教授中文和印尼文。1953年，21岁的黄志坚坐船回到了祖国，两年后他考上了广州医士学校，并在那里认识了妻子陈月娥。

　　在印尼生活期间，黄志坚便已喜欢上了摄影。虽然没钱买相机，但他常常借别人的相机为自己的家人、朋友、学生拍下了不少照片。

　　“由于远隔千里，母亲有时非常怀念过去在印尼度过的美好时光，于是外祖父便从带回国的印尼照片中挑选了两大本相册寄给我母亲，以解思乡之苦。”黄一鸣回忆道。

　　延续四代人的摄影情结

　　1960年出生在海南三亚的黄一鸣现为海南省纪实摄影协会主席。

　　从小，他便经常看到长辈们一边回忆印尼往事一边翻看老照片。在悠长的时光中，仿佛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能在低语声中和老照片里找到对照，一遍遍加深着老人们的记忆。这幅画面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78年，黄一鸣来到海口读书，年少的他喜欢在景点游玩，并借相机拍照。“那时，照片对我而言只是一种记录，还没有上升到作品的高度。”

　　1981年，在陵水一个卫生防疫所工作的他来到父母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广东台山，参加一个卫生宣教培训班。培训班开设了各种课程，包括绘画、摄影等。也就在这时，黄一鸣才认识到摄影有着宣传、创作、记录、分享等多种功能。“摄影这个事，这辈子我是放不下了！”黄一鸣下定了决心。

　　回到陵水后，黄一鸣想方设法托人买相机，终于在当地百货公司买到了一台海鸥牌相机。捧着崭新的相机，黄一鸣如获至宝，起早贪黑地跑遍了县城附近的山山水水，拍下了许多照片。由于胶片宝贵，细心的他还将每一张底片都精心保存了起来，进行防潮防霉处理。

　　由于担任着宣教任务，当时的黄一鸣也开始接触到新闻摄影，迈开了他走向纪实摄影之路的第一步。

　　“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在概念上有一定的交叉，可以这么说，纪实摄影涵盖了新闻摄影。”在他看来，纪实摄影是用个人思想观点、有意识提炼出的一种创作，画面不一定唯美，但能体现作者对事物的一种理解，乃是将个人思想感情浓缩到镜头下，如此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纪实摄影作品。

　　在2000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摄影师普遍受到前苏联摆拍摄影和港台沙龙摄影的影响，喜欢在拍摄前将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大至画面构图，小至人物表情都经过精心设计，拍摄出来的照片美则美矣，全无生活气息。当然，这也与当时胶片宝贵、普通人不轻易有拍照机会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

　　黄一鸣坦承，自己也曾拍过许多类似的沙龙照片，但后来他发现，在愉悦和唯美之外，留存真实显得更为重要。“摄影技术之所以出现，一定有其存在价值。如果单纯追求美，那么绘画就够了。”黄一鸣说：“摄影师一定要做一些画家做不到的事情才行！”

　　30年间，黄一鸣走遍了海南的大街小巷和山村水乡，用镜头记录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画面：1988年，背着行囊从轮船上走下的闯海人表情凝重；1992年，“三月三”节时参与游行的人们带着彩色面具踩高跷，十分欢乐；1993年，穿着长裙的妇女在海口街头使用第一批磁卡电话亭，脸上满是新奇和喜悦；2005年，曾被日军强迫充当慰安妇的陈金玉老人用瘦骨嶙峋的

　　双手掩面哭泣……

　　1992年至今，黄一鸣不仅荣获了中国新闻奖摄影金奖等诸多奖项，还出版了《黄一鸣纪实摄影作品集》、《黑白海南》、《海南慰安妇》、《汶川大地震摄影纪实》、《闯海人》、《海南先住民1981—2011》等多部作品集，并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以“海南纪实”、“海南故事”为题的个人摄影作品展，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镜头下美丽、神奇的海南岛。

　　用镜头写历史，和时代对话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我们一家人去印尼寻访‘故居’，拍下了不少照片。”黄一鸣口中的一家人，除了父母妻子之外，还有他的弟弟黄一冰、女儿黄盈盈。而这两位年轻人也在耳濡目染下，继承了家族血脉中流转不息的摄影热情，都是海南摄影家协会的成员。

　　目前供职于北京《lens视觉》杂志的黄盈盈回忆说，她长这么大只挨过父亲三次打，除了顶撞老人和不收拾东西之外，还有一次便是弄坏了父亲的相机。而她也因为这一“打”而养成了爱相机如命的习惯。至今，她仍经常与父亲讨论国内外摄影作品，同时也将当下流行的新手法、新作品推介给父亲。

　　作为一名新闻摄影记者的黄一冰，有30幅作品分别在第21届、22届全国摄影艺术展、海南摄影艺术展、海南省新闻摄影奖评选中获奖，其纪实摄影系列作品《海口史迹》、《琼崖老战士》等都曾在海南举办过个人展览。

　　此次回访印尼，从街边小茅屋到抱着孩子的妇女，从坐在街边歇憩的老人到兴奋重逢的老同学，从热闹街市到杳然无迹的祖居……回乡数日，黄家人几乎人手一只相机，在他们镜头记录下的印尼既有一种新鲜的陌生感，又处处洋溢着熟稔的父辈们曾深深眷恋的气息。

　　“曾经热闹一时的锡矿，如今凋敝无人。曾经人烟稀少的石油城，如今成了繁华都市。”黄一鸣深有感触地说，“在印尼是这样，其实海南也是一样。社会变化太快了，甚至我们记录的速度都赶不上变化快，所以我总是有一种紧迫感。”

　　黄一鸣拿出自己曾拍下的老海口照片，摩挲着那些如今只铭刻在记忆里和相纸上的画面：大英山旧机场早已不见飞机起落，东郊椰林的宝塔如今已被拆除，钟楼下白帆如林的景象也已不复存在……他念念不忘自己没拍下的望海楼火车站，因为如今已找不到一张照片可证明这座建筑的存在，他称之为“我的失职”。

　　爱摄影的人都格外留恋周边的一切，因为他们看得到这现世美好背后汩汩流逝的光影岁月。记录历史，对话时代，这就是纪实摄影的意义所在，这就是留存画面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