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北京一家拍卖公司将在京举办一场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拍卖已故著名作家钱锺书及其夫人杨绛、女儿钱瑗的数十封私人信件。由此引起了轩然大波。杨绛先生发声明抗议，表示坚决反对拍卖钱锺书私人信件。但私人书信是否应该拍卖，则不是问题关注的焦点，而是书信里有敏感的内容，不太适宜公布出来。

　　拍卖公司对此则声称，“委托人觉得这批东西的面世对钱锺书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均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这也没有什么不当。毕竟对钱迷来说，这是有助于揭开某些问题的钥匙。

　　那么，私人书信是不是就不能拍卖了？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在去年被以184万元价格拍卖。周作人的后人也联名索取，至今没有结果。手稿和书信，当然是有一定的区别，最关键的其相应的权限是否属于原作的亲属所有。

　　私人书信的拍卖所引起的纷争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否会有个妥善的解决。我以为还是应该从书信的价值来考虑其归宿为妥，比如把它捐献给相应的研究机构，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倘若没有呢，拍卖决定其去处也未曾不可。

　　这几年，名人书札是收藏界的热点。具体到钱锺书的书信，拿出来公布于世，是早晚的事，早一点比晚一点好，至少能廓清钱锺书的研究。更何况这也本身也是一件好事。这拍卖是要兼顾理与情。舍弃了这个，怕是书信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杨绛先生作为钱锺书的遗孀，当然有权利主张这批书信的归宿，这种心情也应该有所理解。至于是否适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倒让我想起了李洪岩和范旭伦《钱锺书评论》》（卷一）一书封存销毁，在报上道歉的旧事。作家韩石山说，对名人的学问可以尊崇，但得有个限度，不能神化，以为非人间之物。是其是，非其非，除了自己喜爱的姑娘，对谁都不应当着迷。当初范、牟二先生若有这样的学术眼光，就不会自命为“钱迷”，也就不会有登报道歉的屈辱。

　　2009年，有13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拍卖，当时国家文物局优先购买。在钱锺书先生的书信不能得到很好处置的情况下，是不是有相关部门优先买回，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