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他俩初次相遇，以同样的军人身份，只不过分属两个阵营，一个是战士、一个是俘虏。50年后，他俩再次见面，已经从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一个是国企职工，一个是中学教师，“都是为人民做工作”。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位老人的故事，古人的句子已经作了最好的诠释。

　　他们的相遇，刻满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印痕；他们的重逢，也让人不禁感怀我们民族的时代变迁。

　　一杯清茶、几缕淡香、两三句闲话，隔开了街边的喧嚣，营造出茶桌周围一小片自在适意的“老爸茶”空间。

　　在这个夏日的下午，82岁的邓建华和70岁的蔡承璜两位老人，坐在海口骑楼小吃街茶楼的廊荫下，安然地饮茶，间或说几句往昔，话到浓时笑容便爬满脸上的皱纹。在旁人看来，两人就是海南街市上最普通的一对老友，岂知他们的故事可以追溯到50年前。

　　剪发初遇“特务队长”

　　50年前的1963年6月23日，邓建华从飞机上纵身跃下，空降到海南吊罗山的密林中，也回到了离别13年故乡的土地上。此时，他是接受过美国特工训练、受命组织“游击战”的国民党少校特务队长。20多天后，在吊罗山脚下的一间解放军部队营房里，邓建华已经是人民的俘虏。也正是在这里，他与蔡承璜初次相遇。

　　“这个人看上去比较干练，虽然被俘又受了一点轻伤，但表现还算沉稳冷静。”看着面前苍老的面容，蔡承璜一边回忆一边笑了起来。

　　当时，对“美蒋特务”的看管十分严格。蔡承璜能见到邓建华，还得益于他在部队的一项特长———剪头发。经过在深山东躲西藏的近一个月日子，‘特务’们的形象很邋遢。部队首长想在俘虏们转移到海口前给他们理个发，但是不敢带到外面去理发，怕他们寻机逃跑或自杀。“那时候部队里都是互相剪头发，我剪得还比较熟练，很多战友都找我剪。”蔡老说，因此，胆子大、有文化（高中毕业）“根正苗红”的小蔡被首长点名去给“特务队长”剪发。布置任务时，领导还再三嘱咐，不要和“国民党特务”多说话，警惕不要被他们抢走理发刀自杀。

　　“保证完成任务。”拿了一把推剪，胆大的“小蔡”就进了关押邓建华的宿舍，在政工干部的陪同下，宣布要给他理发，拉过一张椅子让他坐上，围上一块帆布。伴着“咔嚓咔嚓”的推剪声，头发一撮撮掉落在地上。

　　渐渐度过了最初的紧张，“小蔡”剪得越来越熟练，一边剪发一边关注这个“特务队长”的举动。当得知他也是琼山老乡，蔡承璜还跟他说了几句话，问了他家里的情况，讲到了家乡在解放后的变化。

　　“其实当时多少有点同情他。”蔡承璜说，当时东南沿海偷渡来的特务还有不少，在围剿过程中都有交火，有的地方造成了解放军战士和民兵的伤亡。但因为邓建华一直没有下令开枪，在蔡老的记忆中这是当时唯一一次没有交火的“围剿”，双方也就没有任何伤亡。所以，当细心的“小蔡”发现邓建华后颈有磨破的伤口，他小心地避开了。很快，“特务队长”成了光头。

　　邓老解释说，当时根本没有打算自杀，因为共产党在抓住他后并没有像台湾传说的那样“抽筋剥皮”，还因为在他离开台湾之前见到了一个人，对他说了一番话———此人就是退守台湾、时刻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

　　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历史的大潮里，从烈火烹油到繁华散尽也许只隔着一朵小小的浪花。从邓建华在台湾的经历来看，无疑称得上是刻意培养的“党国精英”。他家境本来贫寒，就读琼山中学还没毕业，1949年初父亲病亡，为了3块大洋跟着亲戚当了兵。1950年随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后，因为文化底子不错，他在部队里海南老乡帮助下考取了陆军军校，毕业后表现出色，26岁就当上了连长，成为部队里年龄最小的海南籍军官。“熟人都叫我‘小鬼连长’，太年轻了嘛。”邓建华回忆。

　　在“党国精英”道路上的不断晋升中，风华正茂的邓建华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经指向了一个危险的方向。1959年，国民党成立特种空降部队，不满30岁的邓建华被任命为第一总队第一大队参谋长。1962年，所在部队20多名表现优异者被派往美国，接受了美国中情局和台湾特务机关为期3个月的残酷特工训练，最终淘汰到8个人，邓建华就是这8人中的“司令”。

　　和邓建华不同，蔡承璜彼时刚20岁出头，从海南中学毕业参军也不过两年，正是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朝气蓬勃、充满热情、干劲十足。“你们一定跑不掉的嘛，部队早有戒备，又发动了大量民兵。”他说：“用当时的话来说，真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据记载，当时国民党曾派出多股特务空投或偷渡进入海南岛，无一例外地有来无回。在围剿“美蒋匪特”期间，海南调动驻岛部队官兵6000余人，组织各县民兵34000多人，沿海岸线57.5公里设立哨所66个。

　　对此，邓建华并非没有心理准备。虽然一直到出发前，他都不知道任务是什么，但在心里已经下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直到他迎来自己“党国精英”生涯的最高峰———前往士林官邸，面见“蒋总统”，当时在场的还有蒋经国和“国家安全局长”陈大庆。尽管多年后已不能全面准确复述原话，邓建华仍然清楚地记得谈话的内容。

　　“此次任务非常困难、非常艰巨，你有什么要求，一定满足你。”

　　“谢谢‘总统’关心，但我在台湾没有后顾之忧（没有组建家庭）。我已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唯一的要求，他们不给我，希望‘总统’成全———就是给我一颗毒药。”

　　“精神可嘉，值得表彰。但话说回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不是叫你去死。万一不幸（被俘），你要想方设法求生存。能生存就是胜利，这句话，你将来会理解的。”

　　改变命运的闪念

　　改变命运的，有时只是一个闪念，但其实它闪现前已经在心中划过了长长的轨迹。

　　吊罗山剿匪的情形《海南日报》此前曾多次报道：受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特务机构“海军辅助通讯中心”派遣，代号为“反共青年救国军昆明训练二组”的邓建华等8人空降在吊罗山，打算从此潜入五指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作准备。但仅仅24天的围剿，到7月17日，8名武装空投特务全部落网。

　　“其实在空降之前，我们部队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蔡承璜告诉记者，运输特务的飞机以撒传单为掩护，意图掩盖空投人员的行动，但我方并没有上当，立即进山开始搜捕。解放军部队与民兵先是抓住了空降时失散的特务周少茂、符锦富，然后又抓住了侦察员，找到了邓建华等人藏身的小山窝，严密地包围起来。

　　每名特务都配备了卡宾枪和大量子弹，但邓建华命令没有他的指示不得开枪。直至发觉被包围，被缴械俘虏，邓建华始终没有下令开枪。

　　“大陆一片黑暗，只要落地，老百姓就会迎接你们。”“被共产党抓到都要剥皮抽筋。”台湾的这些宣传话语，一落地就变得粉碎。

　　国民党军统特务陈恭澍曾在其著作中批评美国和台湾特务机关共同制定的空投武装特务计划说，“某一西方大国……竟在事前准备不够充份，实地环境有欠明了，生存条件多付阙如，参谋作业出于假设的情况下，硬要把我们的工作同志，个别空投到大陆去。”“他们把手段当作目的，只求空降大陆，就算完成了任务，实在岂有此理！”

　　在部队驻地关押了一周，邓建华就告别了蔡承璜，先转移到府城监狱，然后送到广州第一监狱关押。1966年，监狱又转移到湖南山区。在监狱里，邓建华是学习、改造的积极分子，常获表彰。1970年，他成为第一批获得宽大释放的前“国民党匪特”中的一员，回到琼山，和已经82岁的老母亲团聚了。

　　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内地，开启“破冰之旅”。邓建华一边看电视的直播一边流泪：“那句话我终于理解了。”

　　谈笑肆意的重逢

　　与一起浮槎去台的同乡相比，邓建华不幸之中又是幸运的。他虽然做过俘虏，但后半生却能稳稳踏在故乡的土地上，与自己的亲人在一起，不用经受抛乡别亲的痛苦折磨。

　　他还记得，1950年随部队从万宁上船撤退到海上，军舰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直到船进基隆港，“第一夫人”宋美龄到码头慰问士兵，大家才知道来到台湾了，禁不住抱头痛哭———他们知道，也许没有机会回到海南故乡了。当时，他才18岁。

　　而今天，他可以悠然自得地坐在府城的茶楼喝“老爸茶”。

　　2003年，从儋州退休回到府城老家的蔡承璜偶然听朋友提到邓建华，这个他一直还记得的“特务头子”。在府城高登街的茶楼里，他俩再次相遇，可要不是朋友介绍，相互都认不出来了。40年的风华，就在相握的指间匆匆流走。

　　他俩常常用回忆勾画起40年重逢的人生拼图。蔡承璜从部队退伍、成家、被调到海汽，长期在儋州工作，人生平顺而安稳。邓建华坐过牢，释放回到农村老家，落实政策又到了农场，最后在中学当老师。他比蔡承璜也许多一点坎坷，还不时遭到白眼，但同样娶妻、生子、认真工作，日复一日安稳而平顺，一晃也是30多年。

　　1979年，邓建华结婚了，妻子比他小21岁，岳父母都是参加过琼崖纵队的老共产党员。两个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是他的骄傲。1981年，邓建华调到府城中学当体育老师，后来又兼任保卫科长。他喜爱这个职业，一直干到退休，取得了不少成绩和奖励。

　　“我能活到现在，首先是那句话，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政策好，不但不杀我，还教育改造我，给我工作。”邓建华记得，在释放他的前一天，党组织专门派人和他谈话，嘱咐他今后工作和生活中的3个原则：相信党中央、看主流、站在多数群众的立场上。此后，虽然因为曾经的“特务”身份遭受了很多歧视，但他始终坚持用这3个原则看问题，努力做好每项工作。

　　1988年以后，邓建华和回乡探亲的台湾“战友”和老乡重逢。2009年，他自己在46年后重返台湾，探望当年的女友，一位美丽的“定安娘子”。

　　20多年前，当返乡探亲的台湾“老战友”见到邓建华时，个个抱着他痛哭流涕。“他们都以为我早就死了嘛。”邓建华说。

　　“今天讲出我们俩过去的事，也是希望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促进两岸和好。”蔡老和邓老异口同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