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本应是最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考试，然而畸形需求催生的替考利益链，却屡屡将高考拖离公平的轨道。监管人员为何成为“内鬼”，替考“枪手”为何不乏高学历人才，买考家长望子成龙却为何弄巧成拙？

　　A.监守自盗：权钱交易“内鬼”作乱

　　严规之下，替考为何仍屡禁不绝？记者调查发现，高考舞弊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试卷、技术和人。安徽合肥参加今年高考监考的教师王佳认为，“试卷和技术问题都容易解决，最难控制的就是人，系统内部的问题往往难以解决。”

　　梳理发现，近年来破获的高考舞弊案件大都源于一些“内鬼”的监守自盗。

　　近期发生的河南高考替考案中，层层把关、无线电屏蔽、指纹验证等一系列举措不可谓不严，但相关公职人员被买通、监考老师对报警视若无睹，这类“内部人员”的不作为和渎职才是替考成功的关键。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替考案件多发于较为偏远的县市，这些地方法律意识和监督力量都相对薄弱，加之小地方各部门官员接触密切，容易组织起对替考舞弊的保护网。

　　“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能上好学校，官员也不例外。”贵州省检察院负责职务犯罪预防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部分舞弊案件来看，一些基层官员因为孩子或亲戚朋友的孩子要考大学，从而利用手中特权铤而走险，甚至不惜触碰法律。“权钱交易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

　　B.追逐利益：“枪手”不少被曝来自知名高校

　　替考愈演愈烈已然成为“勇敢者”的游戏。127名替考“枪手”不少被曝来自知名高校……人们不禁纳闷，这些“好”学生为何甘做“枪手”？

　　从安徽砀山、甘肃天水到河南杞县，梳理近年来的高考替考案不难发现，高考舞弊已经从早期的单打独斗转变为集团作战；从买卖答案、作弊工具、高考移民等钻空子行为，发展到冒名替考等内部运作，俨然形成一条以社会中介为纽带，以相关部门为主攻对象，连接考生、家长和“枪手”的黑色利益链。

　　同时，畸形的高考市场需求正推动替考演变成“奇观”———替考者数量屡创新高，替考者来源更加广泛，替考利益链更加隐蔽而复杂。

　　明码标价让不少人对替考趋之若鹜。据媒体报道，在河南杞县等地替考案中，“枪手”只要参加考试就能获得5000元的“辛苦费”，考上二本2万、一本3万、重点5万，如果考上名校，酬劳还可以再“商量”。

　　曾参与高考舞弊的大学生高天强说，为了归还学费贷款，读书期间他一直琢磨着怎么能快速挣钱。了解到替考的暴利后，明知违法还是决定试试。不少成绩优秀、家庭贫困的大学生之所以甘愿冒着被开除学籍的风险替考，多数怀着像高天强一样的逐利心理，放弃了对法律和道德的坚守。

　　此外，不少参与替考的大学生“枪手”还心怀侥幸。他们认为，既然中介能够买通监考人员，就能确保他们没事。因此，他们即使被抓到也不声张，以便给买考家长留出时间去找人“摆平”。

　　C.畸形需求：买考家长弄巧成拙

　　在河南杞县替考事件中，“枪手”们在中介介绍下与考生家长接上了头。每个“枪手”都由对应的家长领走，“开赴”考点。一位家长表示，他们已经“打点”了监考老师，他们不会为难“枪手”。

　　考生家长是替考得逞的关键环节之一。以往还可通过特招、加分、保送等形式让孩子上大学，但随着高考加分政策“瘦身”、保送名额骤减，一些家长不得不通过“买考”等风险更高的办法帮儿女“圆梦”。

　　一面是望子成龙之心，一面是漠视法律法规之行，家长们饱含期望的良苦用心演变为舞弊行为，让考生们不仅输了学习成绩，在道德品质上也一败涂地。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买考家长，学校和地方政府也在舞弊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不少地方，高考升学率被政府和学校作为考核“指挥棒”，导致这些地方对作弊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充当起“保护伞”“助推器”。

　　“高考由单一的行政单位负责，很难形成有效的相互监督。”储朝晖说，对高考过程引入更多监督力量，才能避免漏洞被利用。

　　专家认为，可借鉴雅思、托福等专业考试模式，将高考的组织流程逐步专业化，在厘清教育部门权责的基础上，聘请有资质、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协助规范组织考试，形成多方监督制衡机制。

　　记者 姜刚 李放 段续 杨绍功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