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长沙1月28日电（记者谢樱、袁汝婷）湖南大学近日被曝一次性接受17名外校研究生转学入校就读，被公众质疑或存“转学腐败”。28日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湖南大学党委书记刘克利，他表示“会尽快公布调查结果”。另外，湖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也表示：“17名转学生将回到原来的学校就读。”
经新华社记者多方证实，目前教育部相关部门已派专人赴湖南，介入湖南大学转学事件调查。
17名转学学生中
确有湖大子弟
记者看到，在近日被曝光的17名学生转学名单中，有半数学生在转学前就在湖南大学缴纳学费“进修”，并获得了学分。此外，名单上还明确标注“是否子弟”一栏。记者此前调查已确认，17名转学生中确有湖大子弟，其中包括湖南大学幼儿园园长肖某之子等。
转校与否，与“是否子弟”有关系吗？湖南某重点院校一位行政管理人员向记者透露，“内部子弟”转学，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隐性福利”，这种福利的发放资格是“和领导关系远近”，发放方式就是领导批准转校。
“孩子先考入一所分数线比较低的学校，再通过疏通关系，将孩子转到自己工作的这所好大学。”这位行政人员说，“当然，不是所有的教职员工子弟都能转校，就看你对领导的‘工作’有没有做到位，可能会有‘权钱交易’。”
这17名转学的学生何去何从？记者致电湖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在电话中表示，17名学生的相关处理手续以及事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学生都会回到原来就读学校。
记者还独家获悉，此前报道中提到的湖南省教育厅某处室干部确系其中一名转学学生家长。该干部身患尿毒症，因此申请将其子从湘潭大学转学回到长沙，方便照顾家庭。
湖南大学此起事件
只是冰山一角
本科生、研究生转校，湖南大学此起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在高校转学领域，猫腻并不少。近日，一些读者也纷纷通过各种方式给记者“爆料”，提供转学、转系等“黑幕”。“我们年级就有两个同学从其他学校转入，摇身一变就成了名校生。两个学校的分数线相差了100多分。”陕西某重点高校一位毕业生如此告诉记者。
目前，尽管17名学生的转学决定已被撤销，学生的“身份背景”也陆续被曝出，但湖南大学转学事件中仍有诸多疑问待解——谁拍板同意了17名研究生转入的决定？转出、转入、审核环节是否存在“托关系”、“打招呼”甚至“特权腐败”？相关管理部门在进行审核时，哪个环节没有严格把关？转学规定日后将如何规范？针对这些问题，新华社记者将持续跟踪事件调查进展情况。
延伸阅读
高校转学的监管门槛有多高？
——从湖大17名转校研究生事件说起
近日，全国重点院校湖南大学被曝一次性接受17名外校研究生转入该校就读一事，将“高校转学”这一讳莫如深的话题推至聚光灯下。
尽管这是近年来高校违规转学首个被曝光的案例，然而，多名业内人士表示，高校转学“暗箱操作”的腐败由来已久，违规办理的事件并不少见。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流程，信息往往仅封锁在个别经手人和当事人的环节。“其实，湖南大学被曝光的主要原因是规模太大，涉及人员太多。”一位高校管理者说。
大多数人认为，一名高校学生转学，需要经过医生、学校和教育部门等多重审核。那么，在实际过程中转学的门槛到底有多高呢？
医生环节：
几乎所有理由都是患病
病历造假被称“最容易”
教育部第21号令《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对于大学生转学有明确规定：一是转学对象必须是因患病或特殊困难，无法在所在校完成学业的；二是必须在同批次的学校之间或高的向低的批次转；三是必须经过转出校、转入校与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
在大多数学生看来，突破这些“门槛”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严格的规定并不能阻挡那些有转学冲动的学生和家长。
据调查，有的省区确实在转学上有“例外”，主要是针对父母有重大贡献的子女或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如奥运金牌获得者。不过，这也属于不成文的内部照顾性规定。
有业内人士透露，转学的理由根本不重要，只要申请转学的学校同意接收，学生可以从二本转到一本，也可以从三本转到一本。现在还有专门给人办理转学的中介人，一般都是教育局的职员，用自己的人情跟权力换点钱花，找他们就像去做个业务一样。
事实上，学生转学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除专业外，还有想回家乡的，想去一线城市的，想跟男女朋友在一块的，或单纯对就读学校不满意等。然而，这些学生在申请转学时，所有理由却都变成了一个原因：患病。
记者登录百度帖吧，发现一些转学成功的学生在网上分享经验，数万人跟帖，咨询“取经”。其中最常问及的问题便是，什么原因转学可以被通过？回答是：捏造病历。这些“病”包括皮肤病、抑郁症、色弱、色盲、血晕等，甚至还有水土严重不服。
而病历造假被认为是违规转学中最容易操作的一环。有学生告诉记者，“有相熟的医生固然好，即使不认识也没关系，装装可怜，磨磨嘴皮子，必要时塞个红包，给几条烟，也是可以办成事的。”
学校环节：
“内部执行”导致权力寻租
本该向社会公布的每年转学生人数，实际上却基本无人知晓，都是“内部执行”。记者在广东、上海、湖北等地采访，教育部门均没有给出相关数据。一些高校相关负责人都说，每年转学的人数是很少的，都是个案。然而，有知情人透露，转学生占全体学生的比例确实不高，但绝对数并不少。
不仅这些数字不对外公布，连转学学生的信息也相当保密，参与操作的领导老师都一再交代当事学生“不可对外说”。有业内人士说，这类事情在湖南等地早就暗流涌动，如果不是这次湖南大学这么大规模的操作，而是零星分批实施，或许仍不会被外界发现。
这里面确实存在“不可见光”的情况。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表示：“对于没有关系的学生来说，校内转专业都千难万难；而对于那些背景深厚的学生，则可以无视各种规则，‘挑选’好学校、好专业。显然是践踏教育公平。”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刘民钢曾经长期负责学校的招生、教务处工作，他表示，学生转学需要层层审批的，特别是跨省的转学需要省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还要有接收高校同意，绝非学校可以单独操作。
一些专家分析，高校低批次向高批次“逆势而行”的违规转学之所以能行得通，首先需要转入校与转出校之间达成“互相给面子”的默契。据透露，有一种业内“潜规则”，就是转入校和转出校“通气”后先把学生转过来，后续程序再慢慢走，类似于中学的“借读”或“挂读”。走得通则毕业后拿转入校文凭，走不通再退回去。
广东一位资深教育专家说，自从高考阳光招生以来，教育公平得到越来越好的落实，而转学却给一些“权贵”留了空子。从湖南大学转学事件披露的情况看，这些转学的孩子都是有背景的。
“要搞定转学一事，需要打通的环节不只学校一家，从我对当前教育市场的判断，至少需要十万八万。”一名曾在重庆某高校办过转学的学生说，学校有关人员直接开口说办转学要收8万元。
教育部门环节：
制度设计有漏洞
应推动公开化
按规定，大学转学涉及学籍管理，有学籍变更的情况不仅要经过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学籍信息还要在教育部网站进行更改。但作为大学转学的最后一道把关——教育行政部门的核准备案，却往往轻易失守。
专家还提出，应推动建立公开公示制度。所有地区每年高校转学的情况要向全社会公示，包括人数、学生姓名、高考分数、专业、转学原因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实行网上申请和审批制度，最大程度堵住暗箱操作的漏洞。
（据新华社广州1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