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看起来简单明了、顺理成章的人之常情，为什么非要以书面证明的求证方式使事情变得复杂繁琐？“信任感”与“责任心”缺失当属其生存发展的背景土壤。而比较靠谱的规避手段就是让当事人出具表明其真实性的相关证明。同时，一些部门为了旁贷自己可能缘于“审查不力”或“把关不严”而导致工作失误的责任，也会以让当事人所在地或相关部门开具证明的手段，让他人为自己的懒政惰政“背书”。

　　不堪其扰的证明多多，除了背景原因外，审批事项的过多过滥及各自为政的部门壁垒，也是不容回避且亟待破解的人为梗阻。在一些部门看来，审批就意味着对权力和资源的拥有，甚至可以成为其攫取利益的筹码，尽管当下的信息快捷传播手段足以让部门资讯共享、平台整合，从而成就“全国一盘棋”的一统格局，但出于懒政不为的自闭心态和对既得利益的难以割舍，他们宁可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索要“我妈是我妈”奇葩证明和交60元钱即可摆平的行为，就是这种管理劣习的典型表现。

　　“奇葩证明”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政府职能部门为民意识缺乏的思维短板和固守旧有模式的行政之弊。走出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怪圈，需要致力于构建诚实守信和勇于担当的信用与责任社会，为政府“简政”和百姓“减证”创造宽松社会环境；也需要“让数据多跑路”的技术性信息融合，将现代信息化手段应用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更需要“让百姓少跑腿”的理念更新。

　　（郑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