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政策的提议者是顾琮。顾琮（？-1754），满族伊尔根觉罗氏，字用方，镶黄旗人，时任漕运总督。至于他为什么提出这个政策，史料中语焉不详。看乾隆的批复，应该是为了限制富人囤积田地，故提出每户买田不得超过三十顷。《清史稿》中有一句话：“八年，以督运诣京师。入对，请行限田，上斥其扰民。”顾琮在京城对乾隆面陈限购粮田之策，被皇帝训斥。但《清稗类钞》将其视为大臣有风骨的案例：“尝持议欲行限田法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无所挠挫（屈服）。”当时他提出这个议案，其他大臣当场反对，皇帝也站在他的对立面，但他并不屈服，而是当着皇帝的面继续争论，这说明他一定有自己的道理和逻辑。因为此事是具体的经济政策，皇帝并没一棍子将其打死，还是有容人雅量，继续说服教育。后来，乾隆专门下了一道圣谕，详述此事原委并给出结论。

　　在圣谕中，乾隆说：“尔以三十顷为限，则未至三十顷者，原可以置买，即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民，何益于贫民？”关于限购后果，乾隆一下子说到了点子上，即，你打算借此均贫富，可是买得起田地的人，总能想出规避政策的办法。特别是限购一招，无论古今都是公认懒政，哪里出现了问题，一限了之，从此跟我没关系。本来是执政者应该从根子上去解决的事儿，比如房产政策面对的问题应该是“居者有其屋”，限牌限号面对的问题是交通拥堵，但事实上，实现房产限购的时候还是有人能够几十套几百套地买入，限牌限号后堵城还是堵城。民众并未感受到限购限牌限号后带来的“利好”。“何益于贫民？”一句尤其准确，无论田地还是房子，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

　　无论限什么，最受打击的只有中产阶级。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最健康，最活跃，也是最胆小怕事、最守法和任人宰割的阶层。限购限牌，他们的改善型需求就会停下来，他们为了正常上班就要绞尽脑汁独自

　　应对交通拥堵，古代若是“限田”，种田能手们也就有劲儿使不上。中产阶级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积累者，无论限什么，都会打击他们的创造力——其实对整个社会是一种打击。

　　乾隆又说：“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问，仍属有名无实，必须户户查对，人人审问，其为滋扰，不可胜言。夫果滋扰于一时，而可收功于日后，亦岂可畏难中止？近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也。”乾隆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想明白后果，利弊尚未完整分析，就不要滋扰百姓。既然顾琮坚持，乾隆还是给了他一个台阶，“而顾琮犹以为可行，请率领地方官，先于淮安一府试行之，朕令其与尹继善熟商。”尹继善乃当时的两江总督，雍正时代的政治新星，三十岁时即外放封疆大吏，继任的乾隆后来还跟他结成了儿女亲家，颇有政声。按当时的情势，顾琮在朝堂上和皇帝的争论应该传到了尹继善的耳朵里，以尹继善之聪明，自然附和皇帝。不过，即使从公理上看，尹继善也会反对限田，他在给皇帝的回奏中态度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乾隆说：“今据尹继善陈奏难行之处，与朕语不约而同，则此事之断不可行，断不能行，实出人人之所同然，又岂可以尝试。特降旨晓谕顾琮，此事著停止。”

　　乾隆通过貌似民主的方式解决了顾琮的限购提议，虽然他心中早有定见。现在看来，从上至下地制止蛮干，某些时候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