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其人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1942年10月10日生于河南太康，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荣誉博士。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

　　当李欧梵还是个童幼无知的乡下孩子突然闯入流光溢彩的摩登世界时，他注定要被那扇不紧不慢的旋转门围困，这种在黄包车夫面前的窘态也像钉子一样扎在记忆里，也为几十年后的《上海摩登》敲出了一些空隙。作者说，这并非一般人所说的“怀旧”，而是一场对文化盛宴想象的重构。

　　曾经歌舞笙箫、纸醉金迷的上海

　　站在现代高楼的楼顶，似乎我们足以眺望那时上海的建筑群，但我们却难以比拟的是，那时的繁华盛会却是真实的霓虹闪烁的乌托邦。尽管我们穿着世界大同的衣服、吃着世界大同的快餐、跳着世界大同的舞步，但与那时的色差相比，我们却着实平淡无奇。

　　刚刚从港口出来，坐上轿车穿进大上海的肚肠，那位传统时代的老太爷就一命呜呼了。茅盾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传统文化在这个蒸蒸日上的东方梦巴黎将毫无立足之地，冶荡的歌声波及之处便都是一派西方都市生活的全新面貌。然而对于那时的上海，或者对于摩登里的中国人来说，大多数人接受的只是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却从不涉及精神文明，但是他们的这种迷醉状态也恰恰成为其精神文明的构建的主体表现。一家家工厂轰隆隆地像是城市的发动机，让夜总会的彩灯晕眩、电梯升降、空调制冷，让电影院的播映机无休止地释放出一个个天外世界，让酒吧、书店可以彻夜通明。

　　俯瞰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夜空，可以看到歌舞笙箫、纸醉金迷、红尘滚滚的要么是一群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方人，要么就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官商巨霸、富家子弟，当然还有一批是满怀现代主义情节的知识分子。无论更远的地方在发生什么，反正上海已经成为一座孤岛，它有一个天然屏障，保护了这座城市走向繁华的路途。然而，在上海更多的一些人，他们代表着中国绝大部分的色彩，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在街上拉黄包车，或者像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乡下人在一阵阵高歌笑语中惊死街头。本土的衣着、语言，甚至走路的姿势，在西方的光芒下越渐暗淡。他们穿着土布衣裳，破烂鞋子，身上一股臭汗味，但是他们确也在上海，裹挟在这个色彩浓郁的摩登时代里。也正因此一番对比，使得这都市文明的色彩愈显夺目刺眼。本书中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上海作为大都市的繁华，并且也表明了这种繁华受到了西方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各租界的势力所为。但是我们不得否认，当时的上海仍然保留着明显的传统风格，就从当时明星的着装看，杂志上更多的女性仍旧穿着旗袍俨然是带有浓郁东方色彩的现代美。

　　歌舞厅的舞台上，穿着西式简短着装的舞女，扭动着腰肢兴奋地跳着一致的动作，随着节奏十足的歌声与灯光一同闪烁；或者在一个安静的酒吧，那些陪着跳舞的女性依偎在老板的肩上，把红唇贴在舞伴的耳朵上窃窃私语。都市的文明为人的享乐带来了一切的可能性，并且中国人很快便买醉其中，投身欲火。向往着高档商品的女性穿行于各大商场，甚至从西方来的游客也把这里视为购物天堂。

　　不仅如此，当时的上海已经高楼林立，拥有当时世界第二大银行、世界上最长的酒吧吧台，当然还有开始孕育现代文化的书店、咖啡馆和电影院。摩登的时代似乎就在一夜间从天而降，上海也很快达到了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到处都充斥着现代都市的气息，并且现代性的文化也如一阵风一样平地吹来，尤其在这种都市生活的熏染下，现代性的文化在弥漫的都市生活中疯狂地汲取养分，并迅速成长起来。外文的教学、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外国电影的播映，尤其是一批先锋性的知识分子、作家对现代性文艺的追捧以及带有现代性气息的刊物等印刷文化。

　　与此同时，一批效仿性的文学作品也诞生了。这些文人作家迷恋上了西方文学中的唯美浪漫、颓废悲观及其忧郁苦闷，尽显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焦虑、迷茫。其中关于女性的文化风靡开来，他们的作品中开始涉及到女性与“性”，探讨人性的欲望和真实。当然，关于女性文化不只是来自于精神上的现代性，更主要的是发轫于物质的需求。尤其是在都市文化的冲击下，更多的人在狂热的氛围中看到了伦理禁区的隐形开放，“女性”不仅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以“商品”的属性在这个时代被进行交易。舞厅的舞女，酒吧的前卫女性，甚至各种杂志上的女性图片都开始将“女性”作为畅销的手段。《良友》杂志上每期都会刊登穿着时尚的女性的照片，有的杂志还专门发行女明星的照片，在一些歌舞团的宣传中必然还会张贴穿着时尚、简陋的舞女的海报，以吸引更多的观众。比之更为让刊物畅销的是关于女性的文学作品。

　　“亭子间”里的城市边缘人

　　在作品中，李欧梵详细介绍了“亭子间”的生活和那些游手好闲者，一群城市边缘的人，其中有很多是知识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住在亭子间的，也并无固定职业。他们虽然经常出入咖啡馆和电影院等等，但这种形式更像是文学沙龙，而非纯粹身体化的享乐，其中主要是因为他们并不像富家子弟、资本家那样富有。由经济上的限制和城市边缘的寂静为他们的想象带来了自由空间。因此，那些令他们向往而又触不可及的摩登女郎在走向资本家怀抱的时候，也只能进入这些文人的文学想象。有的这种想象是一种单纯的文学性的想象，或者说他们的重心还是在于文本形式的尝试探究上，就像戴望舒的《雨巷》中撑油纸伞的姑娘。作品的语言和韵味体现的了都市文化的思绪，是都市文明中的语言，朦胧的意象和唯美的感觉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性文学的影响。然而，新生的都市文明又是腐蚀人的。茅盾就毫不留情地揭穿了这个城市的冷漠与崩溃。

　　当霞飞路与南京路以及整个外滩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的时候，整个城市也在不尽的欲望中沉沦，贪婪、情迷、粉饰、金钱、商品等等充斥了灯光照亮的角角落落。作家、文人在外国文学的薰陶下，过早地看穿了大上海的虚无和颓废，转眼间美丽繁华的都市变成了磷火燃烧的墓场。在就是在这时，一些带着魔幻色彩小说登上了文学刊物，女鬼形象和阴沉的环境描写不断增多，这似乎也预示着这人间天堂更像个人间炼狱。此外，还有大量的欲望的书写，对传统小说的改变，对两性关系之间的讨论，深切表达了作者苦闷的生活状态。因此，对女性的书写已经不再只是文本的试验，而是对个人欲望的抒发。但结局也像他们的忧郁，大多都已悲剧结尾。作品中欲望逐渐膨胀，但又时刻压抑，最后在撕裂的感觉中惨淡退场，这是作为“游手好闲”的个人命运的体现，同时它也恰如其分地与整个文化环境融为一体。没过多久，日本的飞机轰炸了整个上海，一夜的繁华如同海市蜃楼转瞬即逝，这里完完全全地成为了沦陷区。作品的最后，作者想续接上上海的现代文明，但时过境迁，今日之景已非昨日之奇绝。

　　李欧梵在作品中从都市文化的背景、现代文学以及探讨上海与世界关系等方面，将1930年到1945年这段时期的上海文化重新构建，以探究中国的现代性曾经的辉煌时期，从文化史的角度重现了我们对上海摩登的文化想象，而对于文明探寻来将，这似乎更像是恍惚间的一场梦。当李欧梵再走过一遍那扇旋转门，世界已然是另外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