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翰上书的“丘深庵”，即丘濬。洋洋两千言，多是时人和后人对赵谦的评价。

　　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命词臣纂修《正韵》，赵谦应聘入京，那些老臣觉得他年少，将其黜为国子监典簿，当时的著名学士宋濂是《正韵》总裁，也只能叹息而无法留下赵谦。第二年，他因与同僚议事不合而被罢，于是放歌东归，回老家戮力著述。他在家乡筑起考古台，肇述《六书本义》。据后来与丘濬同时入阁辅政的李东阳的撰述，该书12卷，没有刻本，永乐初年被下诏入藏秘阁后，丢了11卷，只留下总目《以声统字》一卷。

　　赵谦少年时期就开始博览、考究六经百家之学，曾对学生说过“为学必先穷理，穷理必本读书，读书必贵识字，故曰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是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的6种类型，赵谦认为这是读书的根本中之根本，有了“六书”常识作为坚实基础，阅读“六经”这些经典也就轻而易举了。

　　他的学问为当时的学人所折服，连“斯文宗主”、大学士宋濂都自称“吾辈不及”，可见赵谦的才学真不是吹捧出来的。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朝廷搜罗遗落在民间的贤人，赵谦再次被起用，朱元璋闻奏，称：“朕知之久矣，朕将老其才而大用之。”于是下旨让他出任教官。翰林院学士解缙则建议赵谦“施教化于蛮夷万里之远”，他便选了琼山教谕一职。

　　解缙在送他赴任的一篇文章中说：教官是圣人的木铎，圣人在南海之滨又多了一个木铎，这是可喜可贺的。

　　在琼山，赵谦作“琼台”，布《学范》，慨然以当地文教为己任，连那些将门子弟和持刀弄枪的蛮夷之徒，也懂得向学和慕义。更有从岛外来跟随赵谦读书的，如合肥王惠、莆田朱继、福州郑观、凤阳孙仲岳和临川吴均等人，都是后来的著名学人。

　　一时间，赵谦被誉为“海南夫子”。

　　就在朱元璋准备重用他之际，赵谦于洪武二十八年十月一日病故，门人对他“含敛殡祭”，就像对待自己的生父。据《明儒学案》记载，解缙还为赵谦撰写了墓志铭。

　　海南文史专家王俞春认为，明代海南之所以人才济济，有“海滨邹鲁”的美誉，是因为朱元璋重视对海南的开发和教化，明代初年就有赵谦这样出类拔萃的教官来琼执教，对海南教育的积极影响可想而知。

　　赵宏翰最后说，海南自先祖门人吴文祥之后，没有比丘濬更了解赵谦的人了，不把他的事迹告知于天下，只怕后世不知道赵谦的学问是可传的。

　　《琼台志》中附录的这封书信不全，参看唐胄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撰写的《重修赵考古先生墓碑》一文，其中引用赵宏翰的另外几句话“墓荒榛棘，而识者日寡，未尝不扼腕以叹也”，原来赵宏翰的真实意图是希望丘濬能出面为赵谦修墓。

　　赵宏翰写信之时，正是丘濬在家为母亲守孝的1469年至1471年之间，丘濬也乐得为先贤做此善事。此后，1520年冬天，唐胄也与广东、琼州的官员一起，在废旧的琼山学宫东北角找到赵谦墓，修葺一番。再后来，海瑞1570年至1585年在家闲居时，也修过赵谦墓。

　　唐胄在碑文中称，琼山的风化教育，“谓文化治于唐宣宗，礼乐盛于宋中叶，而文风则丕变于先生，其有功于吾土也大矣”。评价虽高，却不可谓不中肯。

　　清代，海南的官员和学人也先后四次为赵谦修墓。据民国《琼山县志》记载，最后一次为修墓行为是在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广东督学徐琪捐出自己的俸银，给赵谦筑了石坟，并让琼山县学年年洒扫。

　　民国时期，王国宪等学人还在府城南门外六角井的右侧见过赵谦墓。近日记者骑车寻访时，但见那里已被密密麻麻的民房所挤占，哪里还有古墓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