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发”官帽敛财，奢侈品、豪车“任性”买，将“高人”奉为上宾、“辟邪符”随身带……从2015年2月江西省会昌县委书记傅春荣被查至今，全国2800多个县（市、区、旗）中，40余名县委书记“败下阵来”。

　　“只要我张口，

　　下面没有常委敢说话的”

　　“只要我张口，下面没有常委敢说话的。”县委书记滥用权力，极易扭曲地方政治生态。甘肃省华亭县原县委书记任增禄贪腐案，严查之下牵出该县129名官员，几乎重要部门“全覆盖”，当地干部评价他“一个人带坏了一个县”。

　　2015年6月落马的河北省大名县原县委书记边飞，曾前后主政三个县。爱上购买珠宝、玉石后，更一发不可收拾地迷上了奢侈品。尽管“用人”腐败已“收获颇丰”，但却仍舍不得自己掏钱，最后就找商人“借”。边飞被查出索贿、非法收受现金、房产、汽车等总价上亿元，他主政过的两个贫困县的干部、群众深感震惊。

　　安徽省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家坤，在征地拆迁、房屋预售方面为他人谋利，先后收受6名“老板”财物，折合人民币2929万余元。“你敢金钱开道、我便照单全收”，双方结成“权钱同盟”。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的武汉市新洲区原区委书记王世益，更从土地出让金账户中支借1亿多元给一些企业“救急”。

　　从一些落马县委书记的情况来看，贪腐成性背后往往伴随着信仰缺失和生活堕落。江西安远县原县委书记邝光华因有偿违规转让稀土探矿权，给国家累计造成5.2亿元经济损失。办案人员介绍，邝光华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情人关系，更将风水先生奉为座上宾，常随身携带多件“辟邪符”。

　　失控背后：

　　“谁敢管我、谁能管我”

　　“公心”不正，手中权力就易“跑偏”、越位。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除了权力巨大且难以有效监督外，权力观错位是一些县委书记为官“出格”的重要原因。

　　在边飞的忏悔录中，“绝对权力”表现明显。“在一个县我是县委书记，自认为一切正确……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到了收受钱物、卖官、要钱不择手段的地步、无法无天的地步。”任河北大名县委书记后，边飞开始继续推行此前自己在永年县当书记时立的“规矩”——副科调正科、当乡镇党委书记、当县直部门一把手，都明码标价有行情。

　　经查，永年、大名两县多达32名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职务调整给边飞送钱送物。其中，有县直部门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也有学校校长。权力在手不再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币”服务。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蔡斐认为，县委书记在干部序列中说起来级别不高，但地位特殊。在这个岗位上面临的考验多，不少诱惑、讨好就冲着他们来。有些县远离中心城市，更让人觉得“山高皇帝远”，个别人对“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已忘“初心”，权力任性必然滋生腐败。

　　宁夏贺兰县纪委监察局副局长朱建新认为，反腐高压态势下，可利用现有制度框架，继续完善巡视制度，通过常态化、自上而下的巡视监督，约束县委书记权力。此外，仍需加强对反腐败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力的倒查追责，强化市级党委、纪委对县级领导干部用权履责的监督制约。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