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学习时报》刊登王仰文署名文章指出：现实中，我国不少地方或单位的问责规定并不是从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需要出发的，而是觉察到问责是一股时代潮流，于是将问责的制度文本当作其“形象工程”的一部分。从现实来看，“纸面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存在较大距离，问责在很多时候还过度依赖于舆论的驱动，网络曝光、媒体爆料等非常规手段充当了重要角色，而缺乏源于“掌握权力就要承担责任”的逻辑驱动。对于问责对象，别说是法律制裁，有时连轻微的纪律处分都没有。这些现象不仅可能削弱问责的力度，加剧官员机会主义选择的频率，而且直接催生更多的“问责秀”、假问责等劣质公共行政生态问题。问责是现代政府强化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问责制度从建立到发挥作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冲破问责尴尬的藩篱，在既有政治格局中实现有效的制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