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前的“高峡平湖”
2007年，良渚古城横空出世，它由内而外分为宫城、王城和外郭城，面积分别为30万平方米、300万平方米和800万平方米。此后，考古队员们一直在寻找更为外围的文明遗迹。一批地图上的土墩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继精美玉器和宏伟古城后，已面世80年的良渚文化又有惊人发现：浙江考古工作者历经多年，在良渚古城外围西北部，发现了距今已有5000多年、能够拦蓄起面积比杭州西湖还大的一片水域，它是良渚古国水利技术水平和施工动员能力的见证。
这组水利工程地处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境内，位于良渚古城北面和西面，由11条堤坝组成，分为沿山前分布的长堤和连接两山的短坝，其中短坝可分为建于山谷谷口的高坝和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但由于年代久远，当地人认为它们只是一些普通的土墩，给他们取了诸如“塘山”“鲤鱼山”和“狮子山”之类的地名。
1996年至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塘山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良渚时期的玉器加工作坊和贵族墓葬，证明它是一条长堤。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王宁远担任领队，考古队员对11条堤坝中的3条进行了发掘。他们还与山东大学、南京大学联合对坝体和库区进行了勘探调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据王宁远介绍，经过发掘，考古队员进一步摸清了狮子山、鲤鱼山和老虎岭这三处短坝的层位关系、坝体结构和营建工艺。鲤鱼山和老虎岭用淤泥堆筑底部，以黄土包裹在外部，这种堆筑方式，与实为良渚古城宫殿区的莫角山的堆筑方式相同。而坝体的部分关键位置还以“草裹泥”工艺堆垒加固，这也是良渚先民建筑土台或河堤时普遍采用的工艺，即用芦荻茅草包裹泥土形成“草裹泥包”，再将“草裹泥包”横竖堆砌起来。
面积比杭州西湖
要大近一半
三处坝体中均发现良渚时期的陶片，而在早期调查中，其他一些坝体内也有同时期的陶片出土，加上此前塘山的考古发现，为实证水利工程属于良渚时期提供了地层学依据。而北京大学年代学实验室对取自7条坝体的草、竹等样品采用碳十四测年法测年后发现，经校正后的样品数值距今均有4700－5100年的历史，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对高坝低坝形成的库区作了测算，一组高坝按海拔50米标高，可以形成面积0.83平方公里、库容550万立方米的库区；另一处高坝按30米标高，可以形成1.18平方公里、1130万立方米的库区，而低坝按10米标高，可以形成9.39平方公里、4486万立方米的库区，面积比杭州西湖要大近一半，容量则是后者的4倍。
刘建国说，高坝可以抵御800多毫米的降水，低坝可以抵御1900多毫米的降水，皆能达到“百年一遇”的抵御标准，有可能是先民为了防范台风登陆带来的暴雨侵袭，特别加以设计的。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说，这套水利工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诸方面的功能，当时还没有形成轮式交通以及配套道路系统，通过蓄水形成的库容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将天目山中的丰富资源运到良渚古城。这说明在5000年前，良渚古国就具有宽广的规划视野、高超的技术水平和强大的动员能力。
价值不亚于
海昏侯墓的发现
3月中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院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部门的专家考察了考古现场。
他们认为，它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大型工程，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史上的重要发现，开启了史前水利考古的研究新领域，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赵辉说，这一发现，充实了学界对良渚文明的认识，当时的良渚的确是一个发达的社会。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所所长谭徐明说，草裹泥工艺可谓是目前仍用于堤防堵口的埽工的先声。而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教授李广信说，良渚古人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地使用淤泥，体现出工艺技术的先进性。
黄河水利委员会原副总工程师胡一三说，一些坝体底部宽达百米，弥补了当时护坡技术不足的欠缺，增强了坝体的稳定性，有的坝体中间挖槽填入淤泥，对于防渗也有好处，而“草裹泥”位于坝体的迎水层，由于在水位升降频繁的坝体中上部，也增强了耐冲性。
针对下一步的考古方向，专家认为，这一古老的水利工程系统还有诸多未解之谜。比如，有没有泄洪道、是否发生过溃坝、能不能找到引水水渠，这些需要在立即加强现场保护的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的深入研究。
考古界权威人士、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认为，这一远古的水利工程既有历史价值也有科技价值，不亚于海昏侯墓的发现，需要专门设立科研项目，由考古、水利、环境等方面的专家联合开展进一步研究。（综合新华社杭州3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