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场所，也是农民生活的场所，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但是，近年来，中国农村发展出现了新问题：“空心村”“光棍村”屡见报端，同时农村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随着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农村社会原有的稳态结构再次被打破，乡村建设和治理问题重新受到关注。

　　今天晚上，在论坛年会乡村建设与治理分论坛上，“三农”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实践者围绕“乡村建设”展开了讨论。

　　乡村发展面临困境

　　“1985年，我们种30亩地、养30头猪，就是专业化、万元户，一家人过得非常好，比城里还好。而现在种30亩地、养30头猪，养活不起一家人了。我越搞越糊涂，才下决心做研究弄清楚这个问题。”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谈起为何研究“三农”时说。

　　李昌平的疑惑，就是中国农村面临的困境。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业成为效益低、风险高的弱势产业，也因此导致农村基础设施滞后，劳动力流失、出现留守儿童“空心村”，贫困依然困扰农民。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均认为，目前中国农村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农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开，土地无法流转，产权制度滞后；二是农村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公路、厕所、卫生，包括医疗基础设施落后；三是人才流失，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造成了农村空心化，遗留下来的农民也无法适应现代农业所带来的挑战。

　　“农民分散在不同的村社中，因村社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源，这些是农村发展重要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理事长温铁军认为，过去我们把城市管理体制搬到了农村，用城市建设模式来建设乡村，破坏了乡村的传统文化。

　　需要增强农民组织化

　　“中国农村很多问题的根源是‘去组织化’。”温铁军说，农村垃圾围村等现象，都是在“去组织化”过程中发生的，分散的农民不可能有主体性，需要立足农村社会资源形成组织，农村才能更好发展。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创办人兼主任、乐和乡村发起人廖晓义也认为，农村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复乡村社会组织，并且激活乡土文化。“修复有形的根：社会，无形的根：乡土文化。”

　　那么农村组织如何重建？

　　“我们探索了一个模式：一站两会三院，一站就是社工站。乡村自治组织文化已经改变，要再修复激活起来，需要专业社会服务。”廖晓义说，“我们现在有100多名一线农村社工在乡村，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互助会，实现处理公共事务、组织活动、制定规则等能力；建立联席会，也就是各方协商平台。三院就是书院、庭院等，开展乡村文化活动，激活乡村自主性、互助性、公益性。”

　　李昌平认为，现在要实现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组织制度、基本治理制度三位一体，就是村社共同体，通过内置金融，统一产权、统一财权、统一治权、统一事权。“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加上我们财政投入，让共同主体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农村问题很好解决。”

　　农村经济需要扶一把

　　全面小康社会，不能落下农民。如何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脱贫致富？

　　“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工商资本的帮助。”保育均认为，工商资本可以起到粘合作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上海松江县发展很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业资本和工商资本结合起来。“但是，单纯依靠工商资本也不行。”他说，工商资本下乡最怕与单个农民谈判，需要农村有多种形式的新型经营主体，例如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龙头企业等。

　　李昌平认为，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在村社内置金融。“比如我们探索成立种子基金，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了农资的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结算，农产品的统一销售、统一品牌等。”他说。

　　一方面农村经济滞后、农民收入低，而另一方面农村滞销、食品安全问题也屡屡发生。廖晓义认为，解决这个矛盾需要乡村跟城市消费者对接，跟城市社区经济对接。

　　“比如通过众筹，一个城市消费者出1000元，两三年内能够完成一分地生态转型。”廖晓义说，我们把它叫一分田行动，让城市消费者回归乡村，既是消费者，又是投资者。这样，就可以在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本报博鳌3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