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素质评价”的初衷，既在于改变单一、片面的评价机制，也在于实现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然而，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综合素质评价”不可避免会引发老百姓的公平焦虑。说到底，教育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其考评机制的变动，自然会触动老百姓的敏感神经。

　　在社会信任缺失的当下，基于先例的“惯性联想”，基于成见的“恶意揣测”，都在提醒人们注意在制度设计上 “未雨绸缪”。这样的审慎操作，是为了从风险防范的角度避免有些人“钻空子”、暗箱操作——当财富、关系、权力等社会资本勾连在一起，“综合素质评价”就可能被一些人利用，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升学捷径”。

　　“综合素质评价”的指标是否科学、合理、全面，直接关乎教育公平的成色。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的今天，同质性的“综合素质评价”在让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是否也会让另外一部分人吃亏？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综合素质评价”要寻求不同利益群体最大“价值公约数”。

　　笔者在和一些学校自主招生的评委沟通交流时了解到，他们一致认为农村考生在知识储备、表达能力、兴趣特长等综合素质方面存在短板。当城市的孩子们忙着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兴趣班、特长班的时候，那些散布在乡村的留守儿童犹如“野草莓”，却没有同样的机会去提升综合素质。教育竞争，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资本的竞争，缺乏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其孩子的综合素质难免成为短板。

　　拨亮教育这盏希望之灯，要尽量避免让农家子弟在“综合素质评价”上吃亏。在一个改革和创新的时代里，公共政策的变动既要确保公平正义，也要对弱势群体给予一定的“弱势补偿”。只有建立强有力的实施操作系统，多一些统筹兼顾，“综合素质评价”才能接地气、有“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