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韩国影视，青春偶像、浪漫唯美、纯情至爱是深受大家欢迎的关键词。从2001年的《蓝色生死恋》到2016年的《太阳的后裔》，韩剧在中国市场一直魅力不减。但是普通观众很少关注到，在韩国还存在着另一种影视文化。如果说韩剧是按照生活应有的理想状态来创造真善美的浪漫童话，那么韩流中的写实文化则意味着它按照生活本该有的样子来揭示现实中的假恶丑，来表达某个阶层和群体的公众诉求。

　　韩国写实片中的 现实特色

　　韩国的现实题材影片，有相当一部分取材于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其人其事皆有原型。2016年以韩国法制史上三大悬案为素材的韩剧《信号》包揽了第52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演员、最佳剧本等多项大奖，并在中国视频门户网站热播不断。从而再度引起中国观众对韩国写实片的极大关注。

　　但实际上近年来，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韩国写实电影不仅在数量上巨增，而且在韩国影视圈频频获奖，成为在韩国本土的电影制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大创作领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卑劣的街头》（2006）、《那家伙的声音》（2007）、《追击者》（2008）、《孩子们》（2011）、《委托人》（2011）、《断箭》（2012）、《熔炉》（2012）、《辩护人》（2013）、《素媛》（2013）、《共谋者》（2013）、《回家的路》（2013）、《七号房的礼物》（2014）、《韩公主》（2014）、《举报者》（2014）、《海雾》（2014）、《少数意见》（2015）、《局内人》（2015）、《检察官外传》（2016）等。

　　电影文化中的写实题材相对来说是很难超越和创新的创作领域，但是在韩国却蔚然成风，多次在票房和业界口碑中收获双赢的成就，成为抵抗外来进口大片的主干力量。这源于韩国写实电影在借鉴了国外商业电影类型的形式之外，还保留了根源于原生态现实的本土特色和作者电影中的反思批判风格。从这个意义来说，韩国的写实电影折射出这个民族独有的开拓进取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包容个性。

　　韩国写实电影不仅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而且常常涉及社会的痛点和行业的敏感地带：拆迁、绑架、失踪、诱拐、藏毒、政治腐败、学术造假、人体器官买卖、恶性刑事案件等一些特别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事件和有争议而悬而未决的公共话题，往往成为写实创作的集中表现区域。更重要的是，这一电影潮流格局宏大，并未简单停留于戏剧事件的感官刺激上，而往往通过一桩案件的争议、一个家庭的伤痛来窥视出整个行业、社会、体制的真实面貌。简单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揭示真相，而在于揭示真相过程中各方势力和阶层博弈的具体表现，成为整个时代和社会白描的一个重要在场。这种现实描绘通常带有强烈的反思和批判色彩，其入木三分的深度挖掘和人文反思精神为其他电影类型望尘莫及。在人性之恶和体制之殇的艺术描写中，透视出整个韩国艺术创造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

　　韩国写实片中的

　　商业包装手法

　　在人文反思和社会批判的内核之外，韩国写实电影还借用了商业类型电影的包装手段，虚构出具有视听冲击力的戏剧张力和形式美学特色，从而增添影片的观赏性。写实题材的视点不同，其选择的商业包装侧重点也有差异。

　　其中比重很大的一部分被称之为法庭片或者法律电影：以《追击者》、《孩子们》、《断箭》、《熔炉》、《举报者》为代表的该类电影大都以某个案件为故事中心，以警察、记者、律师、老师、检察官等第三方作为叙述视点，法治成为表达的核心。在保持真实案件大致原貌的基础上，挖掘法庭辩论的戏剧性和冲突性成为虚构和包装的重要手段。原告和被告、检察官和辩护人的每一次交锋，证人和证据的每一次出现都异常紧张刺激，但是法庭宣判的场景是封闭性的，既无法完成多方位的镜头调度，也不利于影片节奏的调节，因此影片还通过惊悚、悬疑、推理、动作、犯罪等商业元素的融入集中于案件真相的回顾和释疑中。韩片的惊悚往往带有冷暴力的特征，它更重视暴力前的情绪渲染和暴力后的残酷结果，通过观众想象自行脑补暴力细节，从而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暴力暗示，而且，韩片还喜欢采取希区柯克的悬念手法，在预知凶手和威胁的情况下，让万能的观众跟随受害者一起释放紧张、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绪。这种类型的杂糅表现更让人心惊胆战，难以忘怀。

　　还有一类以受害者及其家人为视点的写实影片：它忽视犯罪过程、犯罪动机的探求，而重点表现受害者和家人在面临创伤时的绝望无助，以及创伤之后的心灵救赎。比如《那家伙的声音》、《素媛》、《韩公主》、《回家的路》……人性成为表现的重点。韩国家庭伦理剧中最擅长的煽情段落被借用到这里，不断放大对人性的考量和反思，赚够了观众的大把眼泪。在煽情的段落中，我们会发现除了凶手、罪犯对受害者的伤害之外，媒体的围攻、警察的无所作为、人情世态的冷漠往往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在当代社会中，惩戒恶人固然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之稳定，但以真善美来遏制怨恨、包围丑恶、化解仇恨，重建一个民族的道德和信仰建设显得更为重要。

　　韩国写实片的

　　“社会减震器”功能

　　现实题材中的负面社会现象能不能写，该不该写？一直是我国写实电影最纠结的问题。韩国写实电影以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意义直接告诉我们：回避和粉饰都不是最好的办法，直面现实的黑暗和残酷，透析深层的社会和时代因素，释放底层和庶民的真实诉求，才是迎战社会问题的良策。正如大禹治水，重要的在于“疏导”而不是“堵”。影片的高潮处，经常会出现个体对抗强权，孤军奋战的悲剧性场面，甚至最后的悲剧结局也无法改变，但是编导往往利用道德伦理的胜利来弥补观众心灵上的缺憾，利用慢动作、抒情音乐等艺术手法的渲染来给予同情和支持，从而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因此，纵使输掉了法庭辩论，但是赢得的却是民心，追求社会公义、职业理想和个人幸福的孤独者终将会赢得观众的掌声。逻辑意义的失败终将被情感上的胜利所取代，成为底层民众情绪宣泄的突破口。

　　韩国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写实电影，既没有回避敏感问题，也没有改写悲剧性的结局。很多人担心它绝望、冷峻的底色会冲击体制，但实际上纪实和虚构的糅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发挥了“社会减震器”的良性监督功能。在韩国立法制度的完善上，《熔炉》、《素媛》等作品影响巨大，功不可没。而正是观众对于该类电影的强烈关注，引发舆论热潮，从而导致整个立法、司法、执法等行业部门的作风建设大加改善。而电影艺术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公众诉求之中，充当了一次完美的调解者和第三方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