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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7月10日 星期一      报料热线:96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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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几时有》:
集体意识里的小人物
《明月几时有》海报
《明月几时有》剧照
  文\本刊特约撰稿 照日格图

  一切从味道开始

  香港的文艺作品总是和“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作家李碧华有一本书叫做《饺子》的小说集,在这本书里李碧华用她擅长的写法写出了香港味道。作品中有吃卤水鹅的女人、吃燕窝糕的女人、吃蛋挞的女人……读来身边总是萦绕着香港的家常、港式对话和港式情感。在一篇叫做《潮州巷》的短篇小说里,李碧华写一个女人把她所有的爱和恨都倾注到一桶延续了四十七年的陈卤里的故事。故事读着有些惊悚,却都发生在香港的大街小巷里。不过李碧华制造出来的惊悚,更多的时候都是技术活儿,她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呈现生活和自己生活的香港。电影作品里的香港美食更不少。周星驰作品《食神》里的“赖尿牛丸”、徐克作品《金玉满堂》里的满汉全席、高志森作品《鸡同鸭讲》里的香港烧鸭……那些或许寻常或高端的食物,都和香港人的人生故事联系在了一起,酿成了独特的“香港味道”。

  香港的抗战电影要找到一个怎样的切口,是让编导都犯难的问题。作为香港电影标杆式的导演,许鞍华自然有她的办法。《明月几时有》一开始,导演的镜头便给那三块点心特写:房东方母想要留住那位沈先生(即作家矛盾)继续赚房租,而考虑到当时的安全问题,沈先生显然不能在那里久居。住与不住的戏剧性,最后全部落在了白色的圆形点心上。刚开始,方母想把三块点心都送去讨好沈先生,僵持到最后她连一块点心都没有给,统统拿了回来。一个小细节,便向观众交代了1941年末香港的基本情况:沦陷,市民的生活非常拮据,内外环境并不安全。这样一来,导演就省去了很多字幕,直接用“味道”来带着观众入戏。在方姑和刘黑仔见面时,刘黑仔给方姑带的是眉豆点心。一块小点心,让两个人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这样的表现,也在告诉观众《明月几时有》并非经典革命叙事作品,它的烟火气息较为浓厚。

  小人物成就了大动作

  看惯经典的抗战题材电影的观众,可能不大适应《明月几时有》的节奏。人物的集中出场似乎影响了主线故事的叙述,也影响了电影的完整性效果——这和她的上一部作品《黄金时代》多少有一点相似之处。大家纷纷怀疑这正是让《明月几时有》“散”的原因。在很多抗战题材的电影里,我们习惯了看高大上的英雄,习惯了正面战场上硝烟弥漫、血流成河的镜头。很多时候,那些大人物和大场面是让抗战电影变得好看的法宝。

  在人口密集,没有太多正面战场的香港怎样表现人们的抗战热情和家国情怀?许鞍华重点选择了两个小人物:方姑和刘黑仔。这两个人都有些传奇色彩。许鞍华把他们塑造成小平民:方姑起初对进步作家的作品非常迷恋,粉丝心态十足——这也带动了电影里的文戏,抒情的文字和带着些许孤独的朗诵给这部电影增添了文化色彩和浪漫氛围,不至于让它到处是悲剧;刘黑仔的戏份里,多少有点港式的狡猾和幽默,他刚刚出场,就接到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方姑的家里上演了杀人还保持港式幽默和小狡猾的戏。

  不过是想让他们代表更多人的集体意识。尽管从严密的军事方面探究的话,方母替方姑送情报这件事不那么合理,但是如果站在情感的角度去分析,这就成了很容易理解的母女情感。《明月几时有》展示的是那些集体意识下的情感:母女的情感、同胞之间的情感。这些情感基础直接决定了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他们的命运走向。方母在发现女儿为抗战做地下工作时,并没有出于自私的考虑严加责备,还很快成了女儿的左膀右臂。在发生危难时,方母的年龄优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洒脱和不惧是她们的不平凡之处。

  药店、码头、城市的大街小巷里,人们的集体意识被唤醒。在集体意识的引导下,一个个小人物的微小动作形成了香港特定的大动作。我们反复能看到船和水,不断有人离开,不断有人进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明白许鞍华的用意:那些在剧中一闪而过的人物(如张永贤),也不是脸谱,他们代表的自己那个阶层的抗战意识。尽管他们的动作不那么齐,但这样的集体动作足以让人们放心,让人们看到胜利的曙光。

  方母被捕时,方姑和刘黑仔起初准备劫狱。他们同时也很理智地想到了劫狱的难度,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小利益。看似小,对于方姑来说母亲的牺牲是天大的事。没有正面大战场,没有激烈的矛盾和撕心裂肺的呐喊,香港人的抗战看似沉闷,实则艰巨、感人。“胜利之后再见”是影片中最感人的一句话,因为希望和力量,它变得动人。

  “沉默”的精神也撼人

  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导演本身是叙述者,故事是叙述者,为了让有些“散”的故事衔接得更好,许鞍华特设了第三个叙述者:梁家辉饰演的彬仔。电影一开始,彬仔便讲出当时的局面。有了这样简短的叙述,导演就可以直接用特写来表现个体,而不用费尽心思给每一个人物都设计一个好开头。电影开始时出现的那些文学家,看似导演就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戏份,不过他们只是在烘托场景,阐释故事的背景,这样处理也无可厚非。

  彬仔时常以“我”的角度叙述,有效地回避了电影的全知角度,做到了让故事一步步展开。电影的结尾写着“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叙述者彬仔正是“真人”的代表。

  彬仔叙述时银幕会变成灰色,但那些记忆都是鲜明的。当他讲述完所有的故事,投入到并不十分如意的生活(开出租车)中时,观众就可以知道《明月几时有》里的人物,并不是为了剧情好看而刻意塑造的英雄,编导也没有给他们一个超出现实的圆满结局。他们平凡者居多,每个人身上却都有一个民族的气节和精神。导演许鞍华在《明月几时有》里要讲的是当时香港的民族精神和抗战回忆。等讲到最后时,香港才一改土灰色,展现出了它的斑斓霓虹。在久石让略显轻松的音乐中,观众开始放松,但是人们都没有忘记彬仔那样的叙述者,对电影本身的叙述更是印象深刻。电影这样的艺术作品,唤醒人的记忆,是它最重要的功能。《明月几时有》做到了。

  在《明月几时有》里体现的不卑不亢、永不放弃的精神是香港抗战的精神内核。相对于同类的影视作品而言,《明月几时有》也具有这样的精神,它不呐喊,不喜欢大于内容的形式,只喜欢默默地叙述。不过这样的安静和真实,反而在一个相对浮躁的电影环境里形成了独特的优势。这样一部电影在香港回归20周年时上映,显然也是抓住了最好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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