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在《九月寓言》里构筑了一个魔幻世界，那个世界里的人们不断询问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三重叩问，直指文学及人生的终极命题。而作家凡一平同样在《掘地三尺》中发出“人为什么而存在”的有力叩问，并从乡村和城市的不同视角出发，探寻文学所能抵达的生命深度。

　　作为一个从广西壮族大山里走出的文人，凡一平身上先天就带有乡村的气息，综观全书，这种气息除却大山风土的滋养外，更为主要的是来自人情的感染。最初的教育是来自当教师的父亲母亲。这两位朴实的乡村教师为家乡兴办小学，夜以继日地工作，将全部的心血献给乡村教育，而自己却因此积劳成疾。父母以身作则，首先给幼小的“我”上了人生的第一堂课。走出家庭，作者又十分幸运地得到了良师的引领。在河池师专，他遇到了对自己关怀备至的“有菩萨心肠”的吴景岚老师，还有一直支持他追求梦想，并帮助他度过创作危机的启良老师。老师们就像一座座灯塔，照亮了作者前行的道路。

　　梁晓声说：“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对作者而言，这句话用在他的贤妻身上最适合不过。她品貌出众，在作者最为穷困的时候选择与他厮守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信任和鼓励他，陪伴作者走过创作的漫漫长路。还有一生苦等丈夫归来的外婆，热心资助作者上高考补习班的叔叔樊宝明等，这些人或兢兢业业，或无私奉献，共同构成了作者记忆中朴实无华而带有内在韧性的乡村风貌，而蕴藏其中实是沈从文笔下的良善人性，是辜鸿铭所说的“真正的中国人”应具有的由己及人的同情心。他们在让作者为之动容的同时，也培育他对故土的深情，从而形成了对生命中最高价值——真、善、美的最初也最根本的叩问。

　　如果说乡村书写促使作者探索生命本质何在的话，那么城市创作则让他走上了自我追寻的道路。就像如今的农民工初进城市一般，刚踏入南宁的作者乡村气息未褪，显得与城市格格不入。他在一个不谈钱的圈子里孤独地写作，在生存的边缘线上苦苦挣扎，但恰恰是这种孤独与煎熬给予了他对生活痛切的体验和感悟，反逼其在困境中直面内心，审视自我。

　　然而，当作者的小说陆续被改编成影视剧作品时，市场带来的名利诱惑对其自我构成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影视圈灯红酒绿的名利场里，有人为金钱诱惑炮制作品以博得关注，有人堆砌文字甚至不惜抄袭他人成果只为求得虚名。但作者不愿沦为市场的“阶下囚”，而仍宁愿用数年时间写作一部精品，正如他的名字“凡一平”一样，简单朴素却内蕴令人感动的执着，因而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和操守。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曾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作者孤独地写作，并不意味着他就此孤立于世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者从乡村走向城市，但自始至终，乡村带给作者的生命启迪和灵魂震动从未消逝，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悄然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供给作者在迷茫困惑时回望的路径，并从中获得精神的慰藉和前进的动力。

　　作者在书中饱含深情地怀念乡村过往，理智深沉地描绘城市生活，同时也以冷静的姿态旁观世事变迁，思索社会万象。他困惑于市场经济下作家的创作该何去何从，他沉浸于网络带来的丰富生活中但也忧虑网瘾的后果……作者掘地三尺，以“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叩问，足以令我们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