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刚从外地调回八所工作那阵子，常听到一些久居东方的同事在闲聊之中扯到东方女人，个别同事甚至不分年老年少，把东方女人统称为“岛西婆娘”。开始我有点不解，怎么不分老少，把天底下的东方女人，都叫作“婆娘”？好像未免太委屈了那些中青年女人。后来，眼见耳闻多了，才豁开茅塞，原来以“婆娘”称呼，并沒有世俗的贬义，更多的是带有褒义和敬畏之心。

　　东方这地方地处热带，常年天气炙热，海浪熏蒸，按环境造人的普通常识推测，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女人，其性格应该大多是浮躁、泼辣、尖刻，可是东方的女人，从整体上说，性格并不泼辣，说起话来很讲究分寸。东方女人也有些是性格好强、脾气火爆的。这种女人往往吵起嘴来，嗓门大，话很糙，但很多时候是话糙理不糙。所以说，看似不少东方女人表面很温存，但胸中深藏一种柔中带刚的韧性。东方女人的身上更多的是传承一种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东方是个多种方言汇聚的地方，汉民族中有闽南语系的海南话（东方其他语种的人称为“客话”），有壮侗语系的哥隆话（也叫村话），也有古西南官话语系的军话，还有独特的附马话（又称为“来话”）等等。不论是何方语种的东方女人，总体上说，共同之处是特别能干，且很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她们对家庭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责任感。东方女人长年累月，为了事业，为了家庭，在默默地用自己的勤劳向世人证明自己。勤劳能干的东方女人，能给家庭、给丈夫一种希望，哪怕这种希望还没到眼前，男方的家人逢人都会啧啧称赞自家的媳妇。勤劳的“岛西婆娘”，往往不太刻意修饰打扮，不苛求以颜值吸引人们的眼球，可她们却是东方众多家庭中的无价之“宝”。如果你熟悉东方，或许你会发现，各种方言的“岛西婆娘”，尽管性格有些微小的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能吃苦耐劳，且识大体，又不缺家国情怀。

　　海南话方言的“岛西婆娘”，尤其是海边的渔家女，遗传基因里或都带点“闯劲”。在改革开放初期，东方最早在生意场上走南闯北，叱咤风云的是海边新墩地区和四更村的女人。她们把生意做到了广州、深圳、海口、三亚。上世纪80年代初，广深一带农贸市场上卖红鱼干、虾米仁的妇女，不少是新墩地区的“岛西婆娘”；海口的美食街上，卖烤乳猪的，少不了四更村的婆娘。当今，三亚的海产品市场上，“岛西婆娘”的身影随处可见，操东方口音的海南话随处灌耳。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讲哥隆话、军话语种的“岛西婆娘”，不再终年守着农村老家的一亩三分地，用她们的话说，解放思想，首先就要敢把生意做到城里，做到省外。现在八所六七家规模较大的农贸市场上，那些卖猪肉、牛肉、鸡和鸭的女子，有不少是讲哥隆话和军话的农村“岛西婆娘”，卖瓜菜的，则是八所村、福跃村的军话女子居多。她们除了在本地市场上卖，还把冬季瓜菜整车整车远销国内北方一些大城市。

　　去年，在军话方言村庄的乐安村，我认识了几位90后的女大学生，她们放弃了在大城市就业的机会，回到村里合资建起了黑山羊养殖场，为家乡的脱贫攻坚闯出了一条路子。

　　前不久，我到东河镇冲南村（黎族村庄）采风，在村委会干部引荐下，认识了一位叫吉金花的黎族青年女子。2012年，吉金花的丈夫去世了，她一人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家庭生活十分贫困，成了村里的贫困户。在市教育局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引导与扶持下，吉金花加入了花卉合作社，每天在花卉基地浇花、修剪花枝、打包盆栽，每月能挣2000多元的工薪。除此以外，她还向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养猪、养鱼。至今年11月底，吉金花家全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6000多元，成了村里实实在在的脱贫户。

　　从普普通通的吉金花身上，我亲眼见识了80后“岛西婆娘”的坚韧自强。我想，正是吉金花这样千千万万的“岛西婆娘”，托起了东方在脱贫攻坚中的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