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今年是童第周先生诞辰120周年。在我国生物学发展史上,童第周这个名字可谓是璀璨夺目,他是“中国克隆之父”,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同时,他还是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奠基人。
“逆袭”入名校
1902年,童第周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一个农民家庭。当时正值新旧时代交替,国家动荡不安,童第周一家生活十分清贫。虽然是农民,但童第周的父亲读过私塾,家中没有钱供童第周读书,父亲便成为了童第周的第一位老师。
后来,童第周的父亲因病去世,童家的生活更加困难。好在童第周的哥哥们都有了工作,在哥哥的支持下,16岁的童第周进入宁波效实中学读三年级。
入学后,童第周因为基础薄弱,考试时成为班级中的倒数第一。这个成绩深深刺痛了童第周的内心。为了能够追赶上同学们的学习步伐,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晚上宿舍没灯,他就站到外面的路灯下读书做题。终于,在期末考试时,他各科都考了70分以上,几何还考了满分。
童第周的成绩一度在学校引起轰动。老师十分欣赏这个刻苦努力的孩子,而这次“逆袭”也让童第周自己深受鼓舞。他明白,只要付出努力,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再优秀的天才,也离不开后天的勤奋与努力。
之后,童第周靠着自己的努力与天分,在学校中大放异彩,在后来的每次考试中,童第周几乎都是第一名,并最终顺利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他遇到了人生的伯乐——当时中央大学的生物系主任蔡堡。
一腔爱国热血
1930年,童第周与正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读书的叶毓芬相恋了,在叶毓芬支持下,童第周到比利时比京大学(今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师从欧洲生物界最有名望的布拉舍教授,从事生物学学习与研究。据童第周回忆,布拉舍教授身体不好,不久改由达克教授负责实验室工作,“他让我试试,结果我把青蛙卵子膜顺利地剥去了,达克教授让美国人来看,大家很高兴,并祝贺我。以后达克教授做什么工作都叫我做,如染色、试验画图等。”
1933年,童第周获得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他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可以再得一个特别博士的学位。但童第周没有答应,他急于回国报效国家。1934年8月,童第周回到国内,与夫人叶毓芬相聚。当时青岛大学改称山东大学,赵太侔先生出任校长,他师法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办学方针,遵循“宁缺毋滥”的原则,在全国广聘名师。童第周夫妇在老师蔡堡推荐下,来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希望能在这里从事海洋生物研究。
后来,童第周应邀到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多次以高薪体面的工作来挽留童第周,但都被他坚决拒绝。最终,童第周克服了种种阻力,重新回到了祖国。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山东大学南迁武汉,再迁沙市,后来由于经费不支,被迫宣布解散。童第周夫妇无家可归,几经辗转,最后来到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担任教授。
李庄的艰难岁月
安静的李庄乡村,尽管没有整日跑警报的烦扰和家破人亡的威胁,但与重庆、成都等大都市相比,生活条件实在是过于简陋,这里远离都市文明,喝水要到村外的水塘去挑,晚上只能靠菜油灯照明,连煤油灯都是过于“现代化”的奢侈品,更谈不上什么粮菜供应了。这给正着力研究胚胎学的童第周带来很大困难,他在文章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在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没有什么条件做研究工作。”
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但实验室却连一架像样的双筒解剖显微镜也没有,这让童第周的研究无法开展。有一次,童第周在镇上一家旧货店发现了一架显微镜,标准德国造,虽然旧点,但毕竟还能用。童第周如获至宝,急忙回家拉着夫人来到店里,两人仔细研究,反复调试,爱不释手。多年以后,童第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当问老板这架德国镜子多少钱,老板开口6万元。这把我镇住了,虽说不算贵,但6万元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两人两年的工资。我和叶毓芬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架镜子买下来。经过东拼西凑,向热心科学的几位亲友借了一些,终于买下了这架双筒显微镜。”
显微镜到手,童第周和叶毓芬立即投入到实验中去。要做胚胎实验必须有相关的配套设施,童第周因地制宜,土法上马。令人欣喜的是,李庄周围布满了稻田和池塘,有无数的青蛙,每当春秋之季,童第周夫妇便带着孩子、学生,携带大桶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一时间,李庄的田野沟渠里人跑蛙跳,你追我赶,形成了一道奇特景观。多年以后,李庄当地乡民还记得有对同济大学教授夫妇,挽着裤腿,打着赤脚,在稻田和池塘扑扑棱棱捕捉青蛙的情景,逃生的青蛙四处流窜,呱呱乱叫,令人忍俊不禁。
在童第周夫妇努力下,中断了的“金鱼实验”又开始了,一篇篇高质量的科学论文不断发表。他们的成绩引起国外生物学界的普遍关注,比利时的老师和同学都为童第周感到高兴:“他真是说到做到,用自己的知识,在为苦难的祖国服务,在为人类做贡献。”
“因为我是中国人”
1943年6月,英国学者李约瑟来李庄访问,专门拜访了老朋友童第周。李约瑟与童第周相识于国外,1931年暑假,达克教授带童第周等人到法国海滨实验室去做海鞘的实验工作。海鞘的卵子膜很难剥去,达克教授让童第周将其去掉,他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童第周还自己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工作,实验结果非常理想,在成果展览会上被展出并获得好评。来自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也在海滨实验室工作,童第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从此相识并成为好朋友,李约瑟称呼童第周为“年轻的中国人,有才华的中国人”。
老友重逢格外高兴,李约瑟在日记中专门记录了这次会面:“在同济大学,我们见到了童第周。1931年在罗斯科弗,他和达克一起工作过。他是第一流实验胚胎学家,现在仍然与夫人和年轻同事一起继续着研究工作。我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且要把他的一些论文寄往西方。”
作为世界知名学者,李约瑟对童第周的研究成果了然于胸,他提出要参观一下实验室。“就在这里。”童第周的手向周围一挥,李约瑟顺着童第周的手势转了一圈,看到的只是几个鱼缸,经过几番“搜索”,才发现一架严密包裹着的老旧显微镜。“你就是在这片空地上完成的高难度实验吗?”尽管早有心理准备,李约瑟还是感到不可思议。童第周轻声答道:“是的,战时条件就是这样,只有尽最大努力去做。”听到看到这一切,李约瑟对童第周充满了敬意,他在日记中这样评价:“李庄的同济大学,这里的生物学各系也都很出色……动物学有童第周博士,他与夫人叶毓芬博士携手,设法在拥挤不堪、极不舒适的环境里创造了佳绩。”
两人告别时,李约瑟提出了一个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问题:“童先生,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要到这样的荒地里进行实验呢?”“因为我是中国人。”童第周平静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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