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立超

　　张云逸是唯一的海南籍开国大将，毛泽东称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20世纪初，在同乡赵士槐的指引下，张云逸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的军事活动。在炮火硝烟中，张云逸结识了许多亲密战友。他们和张云逸彼此信任、肝胆相照，在沙场上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赵士槐：

　　张云逸的启蒙导师

　　赵士槐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也是张云逸参加辛亥革命的引路人。张云逸12岁时因家庭经济拮据辍学，在家参加生产劳动。张云逸的四叔张景起是个侨汇邮递员，每年往返于文昌和越南之间，他认识本乡横山村的赵士槐。赵当时在广州清军任职，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军官。张景起找到赵士槐，请他把张云逸带到广州去，找一个谋生的职业，赵士槐答应了张景起的请求。张云逸带着父亲借的盘缠随赵士槐去了广州，在赵家当勤杂工。他为人诚实、干活勤快、学习勤奋，获得了赵士槐的认可。

　　1908年，在赵士槐的建议和支持下，张云逸参加了广东陆军小学堂的招生考试，以优异成绩被该校录取，开始接受军事教育和新思想的熏陶。1909年10月，在广东陆军小学堂，张云逸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举起护法旗帜。经赵士槐引荐，张云逸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处任参谋。

　　1921年7月，孙中山任命赵士槐为第三路军司令部少将参谋，随第三路军司令陈炯明前往广西平叛。陈炯明派赵士槐去和降军谈判，想借机除掉赵。赵士槐仅带随从卫兵一人于8月28日前往龙州谈判。陈炯明密令桂军敌将韩彩凤将赵杀害于途中。当时正在桂军的张云逸闻讯后，截住了赵士槐所乘船只，向赵透露陈炯明、陆荣廷、韩彩风互相勾结，意欲将其杀害之事，劝赵回去，但赵坚持前往。张云逸无奈，只能带兵前后保护，直到谈判结束。9月初，张云逸和赵士槐告别，不料刚分别不久，就传来赵9月6日在龙州被暗杀的消息。恩师之死对张云逸打击很大，加之此后旧军队中一些类似邓铿的进步人物被暗杀或被迫辞职，使他对军阀深感失望。他后来对战友说：“多少年来，一个皇帝被打倒了，又一个皇帝爬了上去；一个军阀被赶跑了，另一个军阀取而代之。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们的革命不是彻底的革命……总是这样子是绝对不行的。”

　　叶挺：

　　北伐友谊终生铭记

　　张云逸和叶挺是广东陆军小学堂的校友，但他们真正熟悉是在北伐战争时期。1926年北伐时，张云逸任第四军第12师参谋处长，叶挺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独立团作战时归第12师指挥。1926年8月，在汀泗桥（今属湖北咸宁）战斗中，北伐军与吴佩孚部激战，阵地多次得而复失，打的都是硬仗、恶仗。为扭转战局，27日，张云逸等协助张发奎作出决定：调动独立团投入战斗，绕到敌军侧后方实施攻击。由此，北伐军很快攻克了汀泗桥，歼灭敌军两万余人。1927年3月，第12师扩编为第四军，张发奎任军长，张云逸任第25师参谋长，叶挺任第25师副师长。在第四军，张云逸和叶挺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1933年，张云逸在福州见到了以客座参谋身份参与福建事变的叶挺。叶挺向张云逸述说了广州起义失败以来他的遭遇，表明了自己的抗日反蒋立场，及盼望与党组织尽早取得联系，争取党的教育与帮助的心情。张云逸向叶挺介绍了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中央苏区的情况，并答应将他的要求转告党中央。谁知这一别，4年后他们才再次见面。

　　1937年5月，张云逸抵达香港后，积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统战工作。他遵照中央指示赴澳门见了叶挺，向叶挺介绍了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和国共谈判的进程及趋势。叶挺表示愿意随时响应党的号召，返回内地，投身抗日战争。在组建新四军的过程中，中央组织部尽可能抽调适合的干部配合叶挺军长开展工作，最早提出的名单中就有张云逸，并提及他与叶挺是同乡（叶挺是广东人，当时海南隶属广东）、同校，在同一部队参加北伐，近期还与叶挺取得过联系，两人关系极好，是最合适的参谋长人选。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张云逸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直至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那3年时间里，叶挺和张云逸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关系处得很好。一些新四军老战士后来回忆说：经常看到叶军长和张参谋长在一起研究工作。两位“老广”一见面会不自觉地说起广东话，周围的同志一句也听不懂。在同志们的大笑声中，他们才用带着广东腔的普通话向大家说明自己的意见。

　　1946年3月4日，国民党迫于政治形势，同意恢复新四军军长叶挺自由。5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联名电慰叶挺重获自由，希望他早日回来主持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特务破坏，4月8日叶挺乘坐的飞机失事，叶挺不幸遇难，张云逸闻讯后十分悲恸。4月19日，张云逸在延安参加追悼叶挺等“四八”遇难烈士大会，为陪祭人之一。

　　邓小平：

　　永存百色起义战友情

　　1929年7月，张云逸抵达广西南宁后，率先做了当时广西掌权者的大量工作，甚至接管了广西省军械库等重要单位。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也于7月抵达南宁，领导原在广西的共产党员雷经天、俞作豫等开展统战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促进工农运动发展。之后，邓小平带着警卫部队随军械船去右江地区，张云逸则带着他接管的教导总队及其他人员走陆路西进。

　　1929年10月，两队人马在平马镇会合，张云逸和邓小平一见如故。其实，两人尚未见面之时，已在南宁有了工作上的互动，这也让两人的会面显得水到渠成。那时，张云逸37岁，邓小平25岁，虽然年龄上两个人相差不小，但他们相处非常融洽，张云逸虽然年长，但始终对邓小平十分尊重，邓小平虽然年纪小，但很懂得晚辈的礼节，对张云逸也很尊重，两人会面仅两天时间就在起义筹备工作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张云逸利用自己在广西的根基为组织筹集到了4万多块银圆，这笔钱既是百色起义的经费，也是起义部队转战桂黔湘粤赣时的军饷。在之后的日子里，张云逸和邓小平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为工农红军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1年2月5日，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先头部队渡乐昌河，遭遇敌军截击，未能过河。在此危急情况下，张云逸果断决定动员整顿部队，重新进行战斗编组，扩编战斗连队，最后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配合下，绕到乐昌河上游，在坪石以北顺利渡过乐昌河。

　　1974年11月初，张云逸病重，邓小平听说后前往探望，这是领导百色起义的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会面。时隔多年不见，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邓小平感慨地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11月19日，张云逸逝世，邓小平在审查悼词时把原稿中“张云逸逝世是我党、我军、全国人民的一个损失”中的“一个损失”改为“一大损失”。11月25日，张云逸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评价张云逸一生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