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生统

　　相比唐诗，宋诗更富有理趣。这类诗不仅充满丰富的人生哲理，还蕴含精妙的诗学思想。苏轼作于元丰元年（1078年）的《送参寥师》就是其中一首。诗中所说的参寥即诗僧道潜，本姓何，别号参寥子。苏轼与他知契甚深，称其“多生绮语磨不尽，尚有宛转诗人情”。苏轼知徐州的第二年九月，参寥来徐州拜访，冬末离去，苏轼作此诗送别。全诗如下：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

　　剑头唯一吷，焦谷无新颖。

　　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

　　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

　　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

　　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

　　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

　　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

　　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

　　《送参寥师》全诗以“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为界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写诗僧参寥身上存在的矛盾：作为僧人，应追求苦行空寂，“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淡泊世事，不染尘劳，像风吹过剑头不发出乐声一样不易动情（《庄子·则阳》），像焦谷不会长出新芽一样能割舍情根（《维摩诘所说经》）。但是，作为诗人的参寥“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不仅出入文人盛会，“文字争蔚炳”，追求文字之工，还时时“发豪猛”“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诗人引用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论张旭与高闲的创作心境探索成因。韩愈认为，张旭一生治草书，笔法变幻莫测，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并称当时的“三绝”。张旭成功的原因是“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而高闲视身如丘井，寄情于淡泊。他擅长书法的原因，与喜欢醉酒后落笔的张旭有着本质不同，韩愈归之为“浮屠人善幻。”苏轼认为这只是戏言，并没有将问题解释清楚。

　　《送参寥师》的后半部分是苏轼“细思”的结果。他认为僧人能书能诗，并非“善幻”，而在“真巧”——“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也就是对“空”和“静”的充分重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客观世界复杂多变，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中，人们要认识和把握本质规律，须以静制动、以空纳实。在苏轼看来，“静”不是静止不动，而是一种寂静的心境。有了这种心境，人才能透过纷纭表象洞察大千世界；“空”不是空寂无聊，而是涤除种种杂念后空阔明净的胸襟。有了这种胸襟，人才能拥抱恢弘宇宙。无论是“阅世走人间”的入世者，还是“观身卧云岭”的出世者，都要保持“静”和“空”的心境和胸襟，纳万象万景于心胸，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中有至味永”的作品。

　　《送参寥师》这首诗涉及的“静”“空”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先秦老庄在哲学上就开始强调“静”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后来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吸收此思想后有所发挥。苏轼在前人基础上又对此进行了总结和发扬。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苏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