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满楼

　　4月1日，《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华殿隆重开幕。本次展览精选近200件展品，涵盖瓷器、绘画、书籍等多种类型，其中大多来自凡尔赛宫和故宫博物院。据了解，展览将持续两个月，以此纪念中法建交60周年。

　　清宫里的西洋教士

　　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88年，远在欧洲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给东方的康熙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获知陛下希望在身边和国度中拥有众多精通欧洲科学的饱学之士，我们数年前决定派遣我们的子民——六位数学家为陛下带去我们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与天文观察新知……”信末的落款是：“您最亲爱的好友路易。”

　　人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比康熙大16岁，他们是各自国家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前者72年，后者61年）。路易十四写信的这一年，也正是各自帝国走向鼎盛的非常时期。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封信当年未能送到康熙手中而至今仍沉睡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不过，在这年的春天，由路易十四派遣的法国教士团在紫禁城觐见了康熙皇帝。

　　16世纪后，随着中西方航道的开辟，大量欧洲人纷纷前往东方，其中就包括了很多传教士。明末清初，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人先后来到北京并服务于宫廷，这也为当时的中西方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

　　清朝前期，中法两国的交往主要以传教士为中介，并没有正式使团出使对方。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康熙不仅恩宠有加，而且委以重任。他不仅向他们学习数学和其他西洋科学，之后又指派他们参与尼布楚谈判。康熙末年，这些传教士及学生还受委派进行了全国性的地图测绘并绘制了有史以来最精确的地图。

　　在医学领域，耶稣会教士白晋、巴多明在国内首次刊行了西方的解剖学著作，洪若翰曾用金鸡纳霜（奎宁）治好了康熙的疟疾，外科医师罗德先为康熙治疗过心悸症。南巡期间，安泰修士一路随同并为教友治病。此外，耶稣会教士还带来一些西方科学仪器，这些仪器和清宫造办处仿制的器具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

　　来华传教士中，还有一些是画家和建筑师。如雍正就有过一张穿着洋装的画像，而西洋画家郎世宁更是为乾隆绘制了多幅画像。为了彰显自己的“十全武功”，乾隆还委派传教士前往法国订制了多幅如平定金川和西域的战争铜版画。在圆明园的建造中，一些耶稣会教士都曾深入参与，如郎世宁和蒋友仁设计了大水法、西洋楼等。更有意思的是，在乾隆朝的《万国来朝图》中，西洋来使里就赫然出现了“法兰西”的旗招。

　　法国掀起“中国风”

　　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欧洲各国由此掀起了一股“中国风”。当时，不论在国王的凡尔赛宫，还是王公贵族的庄园、城堡，无不以收藏中国贵重物品和艺术品为风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丝绸服饰成为达官贵人彰显身份的标配，而中国瓷器更是被当作最珍贵的礼物进献给国王和贵族。

　　在这股风潮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无疑是其中的引领者之一。

　　1700年，在一次凡尔赛宫大厅举行的盛大典礼上，路易十四身穿一套精美的中国服装并乘坐一顶八抬大轿出场，一时引得全场轰动。在本次展览现场，路易十五王后玛丽·莱什琴斯卡的“中国人厅”得以复原。在这间奢华的房间内，各种中国风格的珍稀瓷器和大理石花纹漆家具琳琅满目，堪称凡尔赛宫内中式风格的最典型代表。在法国皇族的影响下，许多贵族的庄园、城堡里也都建有“中国屋”，大家竞相追捧和模仿来自中国的舶来品。

　　在故宫博物院里，有一块铜镀金壳开光人物像怀表也将在本次展览上亮相。这只怀表的表盘正中是法国王室标记的金色百合花图案，表壳中央开光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像，机芯内摆轮保护罩镂雕了一条栩栩如生、象征中国皇帝的五爪行龙。据专家推测，此表应是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是两位帝王之间交往的重要物证。在凡尔赛宫，有件购于1743年的青釉香水瓶，其顶部、口沿、底座都装饰了极为奢华的洛可可风格铜镀金饰件。据记载，这件安放在凡尔赛宫藏衣室的瓷瓶，是现存唯一一件经鉴定属于路易十五的中国瓷器（很多珍贵文物被毁于法国大革命）。

　　法国的“中学西渐”

　　很大程度上说，法国的“中国热”与欧洲当时的政治转型有关。自中世纪以来，基督教会一直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王权衰微。但在17世纪以后，各国君主开始加强集权，教会势力大为衰退。作为其中代表的法国，由此成为“中国热”最为盛行的地方也就不奇怪了。

　　在路易十四致信康熙皇帝的前一年（1687年），由耶稣会教士柏应理等人编纂完成的《论语》（即拉丁文本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之后，法国学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被誉为启蒙运动泰斗的伏尔泰对儒学十分认同，他认为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就是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文化，而中国就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是法国所要学习的对象。为此，他甚至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并自称“孔庙大主持”。

　　启蒙运动另一巨头、“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同样对孔子充满了崇敬，其自然秩序理论即主要受益于儒家思想。1768年6月15日，在魁奈的影响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也模仿中国皇帝在凡尔赛王宫举行春耕“藉田大礼”，以此表示对农业的重视。正因为他对中国儒学长期不断的赞美和倡导，魁奈也被称为“欧洲孔夫子”。

　　此外，法国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也常拿中国文化来批判西方，如霍尔巴哈就曾直言：“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最能体现“中学西渐”的案例，很可能是受中国科举制度启发而催生的近代文官制度。对于中国科举“不拘门第、公平竞争、选贤任能”的理念，欧洲学界极为推崇。伏尔泰就认为，中国官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魁奈也说，中国的科举制度倡导平等，工匠的子弟也能当上总督。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基于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基于血缘和财富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腐败和权力滥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一向是中法两国交往的传统，路易十四和康熙时期的交往，也可以说是亚欧大陆上的两个中西方大国的惺惺相惜。这一传统，也值得后世长期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