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耿

　　【编者按】

　　5月26日下午，在北京市丰台区中华书局旁的“伯鸿书店”，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举办了《东坡书传笺译》（上下册、约79万字）的首发式。

　　该书是海南苏轼文化教育基金会和海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规划课题成果，作者为海南资深的东坡研究学者、年逾八旬的林冠群先生。他先后耗时三年对《东坡书传》作了“笺译”。

　　海南日报记者应邀参加《东坡书传笺译》首发式后，采访了该书的作者、编审和有关专家学者，了解了该书出版的来龙去脉和学术价值。

　　《诗》《书》《礼》《易》《春秋》是我国古代典籍“四书五经”中的“五经”，其中《书》即《尚书》，“尚”通“上”，《尚书》就是上古帝王之书，是文字肇兴之后关于唐虞三代先王先圣的文献，也是先王先圣“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语录范畴的文献。

　　由于《尚书》流传年代久远，历代经学家虽对其进行注释和解说，但都着重训诂与繁琐考证，且多见解不一，莫衷一是，令古今读者难以解读。苏轼被贬海南、谪居儋州时，也曾对《尚书》作“传”，后世称之为《东坡书传》。“笺”是在“传”的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解释，如林冠群的《东坡书传笺译》，不仅涉足《书》学领域，也属于苏学的范畴。

　　为什么选择《东坡书传》？

　　“历史上为《尚书》作传的作者和典籍很多，您为什么选择苏东坡的版本？”记者问。

　　“《尚书》作为两千多年来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政治读本，陶冶养成了中华民族多少代的英才志士、豪杰伟人，可以说是民族的精髓和养分，脊梁和血脉。”林冠群说，“苏东坡自少年时即随其父苏洵研习此经，纲领精义，了然于胸。后以此而高中进士，进入仕途。在四十多年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在坚守儒家‘仁政爱民’的理念，八州迁转，一心为民；尽管宦海浮沉，依然不改初衷，以国是民生为己任。直至晚年屡遭贬谪，居儋期间犹奋笔著书，完成《东坡书传》一书的写作。正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言傥论，多载于此书。”

　　东坡写作《书传》之时，正值其晚年遭受政治迫害的人生低潮时期，书成之后，不得不再三嘱咐友人“愿勿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

　　那么，三十年后，谁是知音呢？

　　三十年后的南宋绍兴年间，《东坡书传》开始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福建进士林之奇是关注《东坡书传》的重要一员，他著有《尚书全解》一书，且书中大多数的篇章都提及东坡的观点，甚至大段抄录后加以评点；南宋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蔡沈，受朱熹委托编有《书经集传》一书，其中也不乏赞成东坡观点的地方。

　　林冠群说，林、蔡二人在学术上传承朱熹的理学，许多观点与东坡有直接的冲突，但仍不受门户之见接受东坡的某些看法，原因就在于东坡对《尚书》的诠释确有许多过人之处。朱熹对《东坡书传》也颇为赞许，有人问他：“《书》解谁者最好？莫是东坡《书》为上否？”他说：“是的。”又问：“但若失之简。”他答：“亦有只消如此解者。”又说：“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东坡《书》解文义得处较多。尚有粘滞，是未尽透彻。”可以说是充分肯定了。

　　朱熹称其“文势好”，是指他能把握文句的整体意思，做到语气贯通，辞意不绝，意蕴鲜明；称其“文义得处较多”，是指对《尚书》这类古奥的、用上古文字写成的文章，能够准确理解，将其义理传达得清楚，解释得正确。

　　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称赞：“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而又长于议论，故其诠解经义，于治乱兴亡之际，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

　　林冠群认为：“与历代众多学人的《书传》相较，《东坡书传》不仅释义明白，简洁浅显，且视角独特，见解超群，是值得信赖的版本。”

　　《东坡书传》传递的人文理念

　　林冠群看到《东坡书传》最能显示其独特视角，与历代大儒所见不同的地方，在于对“人”的认识上。

　　“大哉人乎！”这就是东坡对“人”的认识。《尚书·泰誓》（以下引文只提篇名）里也曾提到“惟人万物之灵”。东坡在他的《书传》中时时提到人的作用，认为“古之天者，皆言民也”（《说命中》），明确提出：“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物无险于民者。”（《召诰》）“失民则失天，失天则失国也。”（《五子之歌》）

　　林冠群说，东坡晚年奋力所著《东坡书传》一书，其实已经借此书充分表达了他对北宋政局乃至历朝历代有关政治得失的看法与思考，其中高明深䆳之处早已超越前贤，独标卓识，诚如苏辙所云“多先儒之所未达”。

　　在《梓材》一篇中，东坡的诠解，坚持“以人为本”的意识，引《易经》：“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句，主张“以德治民”，反对杀戮，反对以暴力对待群众，坚持“宁可放过有疑罪的人而不可滥杀无辜”。告诫一切统治者“以杀为戒，以不杀为德”。林之奇对此大加赞叹：“苏氏之言，其有功于教化者，此类也夫！”

　　《东坡书传笺译》价值何在？

　　2022年，中华书局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顾问刘尚荣（1939—2023）几番通读《东坡书传笺译》的书稿后，为该书撰写了序文。

　　刘尚荣在序中写道：“历来对《尚书》的诠解，大都纠缠在字词章句的训诂解释上，结果是歧见百出，莫衷一是，有时甚至是矛盾抵捂，无法贯通而归于无解。林先生笺译此书，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省去了繁琐注解训诂一环，直接以东坡原解为据，转译为现代汉语，使读者可以直通经文，了解原意。通观林先生所译，基本忠于原著，相当于直译。而精妙通灵之处，甚得坡翁神韵，个性鲜明。”

　　如《洪范》一篇，经文有“皇建其有极”句，东坡诠解为“大立是道，以为民极”，林冠群转译为：“大立‘皇极’之道，以此为民众树立大中至正的治理目标。”然后，他援引各家解释：皇极，按东坡此段的诠解，是从哲学的角度解释儒家所谓“大中至正”的治民之道。意即执政标准必须将“无私、公平”二者做到极限的程度，无丝毫偏差。这里的立足点在于民，要使民众从“大中至正”的“皇极”中受益。

　　刘尚荣认为林冠群对这段经文的阐释不仅道出了东坡的“为民立极”的正确主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清以来，儒家学者们溺于章句的某些不良倾向。

　　《东坡书传笺译》一书的出版方、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李忠良认为，林冠群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即致力于苏轼研究，海南儋州为苏轼晚年贬谪之地，林先生成长于儋州，自幼即对苏轼的才情追慕不已；作为一名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浸染的学者，他有渴望于世有补之思，闲暇间有与友朋吟诗作对之好，视东坡为异代知己，故先后有500余万言的著述问世；《东坡书传》集中体现了苏轼对北宋政局乃至自古以来历朝历代有关政治得失的看法和思考，在《东坡书传笺译》一书中，林先生赓续东坡精神，广征博引、诠解雅驯，是苏学研究的新成果，读者可文白互参、反复阅读，体味东坡魅力，提高个人修养和管理智慧。 

　　“《书》学之难，本来难于上青天，林冠群先生厚积薄发，以40余年来沉浸于苏学研究之积淀，诠释经典，体悟先贤的思想境界，八十高龄还出此巨制，实在是后辈治学的楷模。”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主任周泉根表示，“《东坡书传笺译》一书，既是凿空之举，让人看见《书》学研究的新领域，又是破壁之举，达到苏学研究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