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乐生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底，苏东坡遇赦北归，他给友人赵梦得留下手札：“轼将渡海，宿澄迈……”时为当年的六月十三日。可是，写完手札后的第七天，苏东坡才渡海北上，他在等什么呢？

　　原来，他在等过海的渡船，也在等“望历下弦前后”的水文环境，也就是在等“一帆济海，半日可到”的渡海时机。

　　《新唐书·地理志》载，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广州通海夷道”。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向西南方，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七洲洋，经越南东南部海面，越过马来半岛湄公河口，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向东南行驶往爪哇，西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

　　自宋代开始，中国海船异军突起，频繁穿梭在中国到印度的航线上。中国海船宽大、稳定，设备优良，特别是指南针的发明，保证航船安全，得到外国商人的青睐。苏东坡辞世后的20余年，宋徽宗派遣徐兢出使高丽，命令明州的招宝山船场建造“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和“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每艘船舱分三层，水手180人。徐兢等人乘“神舟”到达高丽，引起高丽朝野震惊。在船上，徐兢把自己看到的情景记录下：“洋中不可住，惟观星斗前迈。若晦瞑，则用指浮针以揆南北。”也就是说，晚上航船根据星斗辨别方位，天气昏暗就用指南针推测航行方向。

　　由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丰富的海洋航运经验，因此，到苏东坡南渡北归时，船家横渡琼州海峡，运用海流水文、海洋知识来指导航行，也就不足为奇。这在海南历代志书中，也有相关的航行认知。

　　千百年来，海南人对潮汐现象的认知不断加深，积累了丰富的潮汐文化，构成海南海洋文化的重要部分。明代临高举人王佐《鸡肋集·海边纪行》称：“外家家住海南边，垂老频来岂偶然。几个渔舟依海港，两三灶户傍盐田。潮痕每准星长短，水候仍催月次躔。”王佐生长在海南，熟知海洋水文，他不仅善良悲悯，著书立说，还为渡海居民指点迷津。

　　王佐《鸡肋集》的《海南潮候前论》一文就提到，琼州海峡的潮水半月东流，半月西流，潮汐的大小与涨落是随着月亮的圆缺而变化的。

　　万历《琼州琼志》记载：“琼州潮候，与江、浙、钦廉之潮不同，其地势异也。郡与徐闻对境，两岸相夹，故潮长则西流，消则东流，日则消长，常也。八月、九月其势独大，每日两有消长者，其变也。故旧潮渐减渐小，谓之老潮，新潮渐退渐大，谓之穉潮。十一月朔，或时不测而长，谓之偷潮。其大小之候，随长短星，不系月之盛衰。”

　　清初屈大均通过观察潮汐的变化，得出的规律更加直接明了：“琼州潮，每月不潮不汐二三日，冬不潮不汐三四日，八九月潮势独大，夏至大于昼，冬至大于夜，二十五六潮长，至朔而盛，初三大盛，后渐杀；十一二后长，至望而盛，十八大盛，后又渐杀，大抵视月之盈虚为候……”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轼要在六月二十日渡海了，因为彼时不但是顺流，而且潮水也大，可以安全、快捷地抵达徐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