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杰华

　　【编者按】

　　25年前，海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位于金牛岭公园一带的古墓进行清理发掘，至少发现了11座明清时期的古墓葬，其中一座为明代海南卫镇抚陶贵之墓。

　　最近，海南历史文化研究者何杰华对陶贵墓出土文物、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文昌《陶氏族谱》进行深入研究，又发现了不少文化信息和历史细节。

　　1999年5月中旬的一天，海口市金牛岭职工宿舍楼基建施工时，工人们意外地发现一批明清时期的古墓葬。考古人员闻讯赶来，在金牛岭公园西北角的岗地上抢救性清理发掘墓葬11座，其中明墓2座、清墓9座。

　　在这11座古墓中，有一座墓的主人叫陶贵。

　　这座墓将帮我们解开多个谜团，涉及军户世袭、明代随葬品规制，以及文昌陶氏的起源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古墓挖掘并不完全，至少遗漏了两座。

　　这无疑是个遗憾，为了深入了解这批古墓葬的历史价值，笔者历时两个月，翻阅了多篇学术论文、两部学术专著和一卷《陶氏族谱》，并多次前往金牛岭和相关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了许多关于这批古墓葬的有趣信息和细节。

　　可以“顶职”的明朝武官

　　据万历《雷州府志》记载，陶贵的父亲叫陶鼎，是安徽凤阳人，明洪武二十一年任职雷州卫右所镇抚。

　　明代军事机构“卫”设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两人，从三品；再往下，便是指挥佥事两人，正四品，卫镇抚两人，从五品。雷州卫下再设左右前后中五个千户所，陶鼎便是其中的“右所”的镇抚，职位在千户、副千户之下，称右所镇抚，官从六品。

　　这位负责“巡视陆路兼管海道”的从六品镇抚陶鼎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他曾指挥军队力破倭贼，手刃数人，大胜而归。不过，最终还是不幸“陷没”于倭贼的一次诱战。

　　陶鼎死后，他的儿子陶贵继承了他的镇抚一职。之所以可以“顶职”，是因为明朝有这样一项规定：“武官爵止六品，其职死者袭、老疾者替。世久而绝，以旁支继；年六十者，子替。”也就是说，像陶鼎这样的六品以上的武官，在殉职或是老死、病死，抑或是到六十岁后便可优先由其子继承官职。

　　于是，陶贵成为雷州卫右所镇抚。随后又调任琼州，并官升一级，成为从五品的海南卫镇抚。万历《琼州府志》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承袭：“陶贵，和州人。父鼎，从军历升雷州卫右所镇抚，阵亡。贵以洪武壬申升袭。”顺着这条记载，我们发现更多证明明代武官军职承袭的例子：陶贵之后，海南卫镇抚一职先后传给了陶俊、陶铨、陶镛、陶瀛、陶棐、陶孟炯、陶孟炜、陶绪、陶昌裔等陶氏后裔。

　　陶氏墓群中的陶俑

　　金牛岭的陶贵墓被发掘后，出土了一块珍贵的圹志，为研究明代墓葬文化和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圹志名为“故武略将军海南卫镇抚陶公圹志”，志文详细地介绍了陶贵的生平及为人：他姓陶，名天爵，字贵，生于洪武六年八月初六，死于明宣德九年十一月初四，享年六十三岁，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葬在小英山；他生前先后娶了三任妻子，分别姓李、王、丁；陶贵为人坦荡，待人谦恭，处理政务宽严有度，不追求虚名浮誉，也不使用奇巧淫技，颇有儒士风范。

　　除圹志外，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陶贵墓中出土了一批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陶俑。根据当年的《海南海口金牛岭明清墓地发掘简报》，当时共出土了28件陶俑，其中男俑10件、女俑18件。

　　按照通常所认为的，似乎随葬陶俑应该只适用于王公贵族或是高级官员。《中国古代俑》一书便如是说：“明代，一般情况下墓葬已不随葬俑像，只有少数王公高官的墓中有仪仗俑的随葬。”已发掘的“明鲁王朱檀墓”“蜀王世子朱悦燫墓”，前者随葬有400余件木雕俑，后者随葬有500件釉陶俑，此二人确实皆为王族。海南籍古代官员廖纪的墓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陶俑，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分别有鼓号骑俑16个、吏部号俑6个、兵部号俑6个、鼓俑2个、侍从骑俑2个、仪仗俑16个、兵部仪仗俑8个、牵马俑2组共4个、扶轿抬轿俑2组共16个、侍女俑22个，总数竟达98个！廖纪虽不是王公贵族，但却是实打实的高官，他生前是从一品的少保、正二品的“天官”吏部尚书，死后又被追赠为正一品的太子太保。

　　陶贵，一个从五品的海南卫镇抚，为何也能随葬陶俑？可见，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古时“只有王公贵族和高级官员才能随葬陶俑”的说法并不准确。

　　《大明会典》中记载了有关于此的官方规定：“洪武五年定……冥器，公、侯九十事，一品、二品八十事，三品、四品七十事，五品六十事，六品、七品三十事，八品、九品二十事。”“冥器”，指的是随葬品，包括日用器物的仿制品，及人物、畜禽的偶像及车船、建筑物、工具、兵器、家具的模型，其中人物的偶像便是俑。也就是说，明朝官方并未规定何等品级的官员可以随葬陶俑，只是规定了不同品级随葬的包括陶俑在内的冥器的总量。

　　如此，陶贵墓中出土陶俑便不奇怪了。就算这28个陶俑都是属于他的，数量也未违规。倒是朱元璋的十子朱檀、孙子朱悦燫以及廖纪的墓中随葬陶俑的数量不太合规矩。不过，对于皇室成员而言，规矩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条文，本来就具有可以突破以凸显皇恩的浩荡。

　　不过，金牛岭出土的28个陶俑，有可能并不都属于陶贵。因为，这里不止葬有一位陶家官员。除已经发掘出土的金牛岭11座古墓都应该属于陶家外，至少还有两座被遗漏或未统计的古墓应该也是陶家的。对此，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陶氏族谱》中的“茔域志”有明确的记载：“今将金牛岭坟茔十三座碑字开列于后……”这十三座墓中十二座有碑有字，一座无碑，除了一座为陶贵和一位夫人的合葬墓外，均为其直系后人墓。

　　文昌陶氏之源

　　金牛岭陶氏墓群的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便是文昌陶姓的起源。

　　《陶氏族谱》中的《追赠垂统陶公墓志铭》一文，详细地叙述了陶氏一族在琼境内迁徙的经历。墓志铭称：“昌裔，字垂统，号可久，明万历三十年袭镇抚职……故当改元之后，遂卜吉于宝藏而居焉。”也就是说，这位在万历《琼州府志》中出现过的陶昌裔，在明朝灭亡、清朝建立后，便迁居到了文昌的宝藏村。这一点在谱内另一篇《追赠述武陶公墓志铭》中也能得到佐证，铭文写道：“先世为江南凤阳府人，二世宦雷，三世宦琼，遂家焉，至十世入文于今已四百余年矣。”

　　这份珍贵的《陶氏族谱》，除史料价值外，还能帮助文昌陶姓捋清楚谱系。根据族谱所载，自陶昌裔起，陶氏派序为：“昌缵文家士，大开翰墨林。”看来，在明代时世代从军的陶家，迁往文昌后，也期望在文坛能有一番作为。陶氏先祖，可谓是用心良苦。

　　（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