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豌
20世纪初出生于琼海市一贫苦的农民家庭,13岁下南洋,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先后参与并促成我国与非洲多国的建交,一度官至外交部副部长,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了巨大力量。
如此传奇的经历,说的便是从琼海走出去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何英。1993年10月3日,何英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今年恰逢何英诞辰110周年,纪念何英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也将于11月14日在海口举行。
斯人已去30载,音容笑貌犹在,他所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也将泽被后世。“他一生奋斗不止,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多个开创性的历史事件,他是海南人民的骄傲!”海南省史志学会副会长莫壮才说。
成长于贫苦家庭
琼海市嘉积镇不偏村是著名的侨乡,也是何英的故乡。
在不偏村,一棵百年荔枝树旁,一处由三间横屋组成的青砖瓦房,正是何英故居。推开木门,可见中间一间为会客厅,两侧均为卧室,进门左手边的卧室已于2017年被整理出来,用于何英生平简介、老物件及相片展览,其中不乏何英生前与多位国家领导人及多国元首的合影。
“其实何英故居原来是土屋,被1973年那场特大台风吹坏,后来1984年就用砖瓦重建了现在这座。”何英的侄孙女何书玉对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介绍。
而故事皆从那间已消失的土屋说起。
何英,原名何君灿,1914年出生于不偏村,父母均务农,家中贫苦,为维持生计,何父从何英小时候起,就下南洋赚钱谋生,但因意外丧生于海上。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懂事的何英早早挑起了养家的担子——13岁那年,尚年幼的他便告别家人,坐着一艘人工帆船,从博鳌一处港口出发,继续父亲未完成的冒险,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陆续当过学徒、店员、工人。
“那时候下南洋的人,途中遇上风浪翻进海里找都找不着的不在少数,可以看出他从小就有异于常人的勇气和胆量。”何书玉说。
异国他乡的经历,磨砺了何英的意志,也使他更坚定了一颗爱国心。15岁时在马来亚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6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了马来亚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巡视员等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广大华侨反对英殖民统治的压迫,1936年被驱逐出境,返回海南,彼时也不过20岁出头的年纪。
“也就是说,他十几岁就在海外担任共青团、共产党领袖,参加革命,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可能是少年意气,认准了一件事就无知无畏去做,可能是穷则思变。不管原因是什么,这样的父亲,在我的眼中,特别了不起!”每每想起父亲的往事,何英的儿子何湘京总是百感交集。
野战军出身的外交官
在中非关系发展的历史上,何英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间先拨回何英从马来亚回到海南后。彼时,他曾一度失去与党的联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和环境的险恶,四处寻找党,从海南辗转到广州、上海、南京,终于1937年在湖南长沙恢复党组织关系。1938年起至1944年期间,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与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深入学习、研究马列主义。
1945年10月,何英奉命奔赴东北战场,历任东北联军八旅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四野121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4年有余的时间中,曾参加辽沈、平津战役,南下打到湖南、广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就在何英随军南下湖南、广西作战期间,命运悄然转折。1949年12月,何英奉命调至中央军委驻外武官训练班学习,并任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工作从头开始,急需外交人才。于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军委从各野战军选调一批优秀干部参加训练,准备派遣他们出国,转入国际外交战线。训练班于1950年3月13日开学,朱德总司令出席并讲话,周恩来总理亲自讲授第一课,可见这一训练班的重要性。
1950年6月15日何英从训练班结业,7月即被调入外交部,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在这一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奋斗40多个春秋,历任驻印度尼西亚总领事、公使衔总领事、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蒙古国大使,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驻坦桑尼亚大使兼驻乌干达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1962年,在与我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不多的背景下,何英肩负巩固在东非国家坦噶尼喀工作阵地的任务,出任驻坦噶尼喀大使(1964年,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何英职务变更为驻坦桑尼亚大使),并以此为突破口,发展我国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
那时,非洲许多国家在争取独立,也有不少刚独立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尚未完全稳定下来,因而谈判建交并非一帆风顺。在非洲任职近5年时间,何英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抓住一切机会与各国领导人沟通交流,最终以智慧的外交手段,先后参与谈判建交成功5个非洲国家,包括乌干达、桑给巴尔、肯尼亚、布隆迪、赞比亚。
也是在何英的积极支持和见证下,1967年,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标志着坦赞铁路项目正式启动。
何湘京还分享了何英在外交工作中的一个特别时刻。“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父亲就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何湘京说。
心怀家国的赤子
在何湘京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十分忙碌,或者是常年不在家,或者是在家也说不上两句话,一心扑在工作上。
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何英逐渐转回国内工作,自1972年5月至1982年4月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虽然能回家了,但是一回家就一个人钻进卧室里继续工作,一忙就到半夜,凌晨一两点灯还亮着是常事。等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上学时,他往往已经出门了。”何湘京说,和父亲少有的沟通中,父亲不是在问他的学业,就是问他的工作,对他要求严格。
虽然语言的沟通不多,但是何英全情奉献于国家外交事业的工作状态,影响着他的子女。
而何英,把更多的深情留给了人民和国家。
比如华侨。出生于华侨村,下过南洋,领导过广大华侨反对英殖民统治的压迫,有这样经历的何英对华侨有着独特的情感。退居外交工作二线后,1983年,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正式设立,何英担任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草案)》,可谓是我国第一代侨务工作者。
比如故乡。在何书玉的记忆中,何英前后回家乡有四五次。1973年,他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到琼海看望遭受超强台风重创的家乡人民,并捐款。后来,琼海华侨为本地捐建学校时,他得知资金不足,还协调到一批沙子、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他还关注支持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并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建言献策。
还有故乡人民。相比何湘京印象中父亲的严肃,1984年,当28岁的何书玉第一次见到回访不偏村的何英时,才发现这个她此前从未谋面、以为不可靠近的长辈,原来这么平易近人。
“每次回村,他都会尽量用海南话和大家沟通,说话幽默风趣,还会提前准备糖果、饼干等小礼物送给大家。”何书玉说,每次回村,何英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行程——到附近由华侨捐赠建设的一口水井前,喝点家乡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