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春
2024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自今年年初,巴金故居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推出“2024,读巴金”系列短视频后,世界各地的读者把对巴金先生的爱和尊敬持续不断地展现了出来。巴金先生生前就对友情十分珍视,在《<旅途随笔>序》《朋友》等文章中,他曾多次提到友情的意义:“友情这个东西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他甚至说过,他是靠着友情活下来的。
与沈从文的山高水长
巴金与沈从文的友谊,从两人相识之日起,维系了一生。两人之间亦师亦友、亦知音亦知己。1988年5月,沈从文病逝,巴金异常悲痛,在沈从文逝世四个月后,他抱病写下《怀念从文》,描摹了他和沈从文之间逾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亲情。此文后来作为代序收入巴金的《长河不尽流》一书,让我们得以细品我国当代文学巨匠之间这种珍贵的情谊,颇有古时伯牙与子期之间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感。
巴金说,他去巴黎前便读过沈从文的小说。1928年下半年在巴黎,几次听友人称赞沈从文的文章,当时他已发表不少作品。1932年才与沈从文初次相见,但一见如故,相谈很融洽。沈从文有一部短篇小说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巴金陪他到书局,见到了巴金认识的那个出版家,稿子投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了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当晚巴金同沈从文告别。九月初巴金应邀去青岛玩,住在学校宿舍里,与沈从文相处愉快,如同几十年的老友。
后来,他们的交往愈加密切。1933年9月,沈从文结婚,巴金没在婚礼现场,但他发了贺电。婚礼过后,巴金去沈从文在北平府右街达子营的新居作客,“只提了一个藤包,里面一件西装上衣、两三本书和一些小东西”。借住沈家书房期间,巴金创作了《雷》与《电》。其间,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编辑《文艺》。巴金曾在《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散文,他说当时自己稿件的钢笔字很差,墨很淡,字迹并不十分清晰,勉强可读。后来,沈从文用毛笔把这篇文章的每一个字都填写得清清楚楚。
在《怀念从文》里,巴金用细节描绘了他和沈从文之间终生不渝、患难与共的知己之谊:
从文兆和到前门车站送行。
“你还再来吗?”从文微微一笑,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张开口吐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来。”
我不曾失信,不过我再来时已是十四年之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为鲁迅抬棺
鲁迅与巴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两位作家。事实上,他们的相识并不算早,但自初次见面一直到鲁迅逝世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却能互相信任,密切合作。巴金一直视鲁迅为精神导师,而鲁迅也给巴金以极大的支持和十分的肯定。
在写于1980年的创作自述中,巴金曾详细列举自己“写小说”的“老师”,其中有法国的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俄国的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英国的狄更斯,日本的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等,提及中国部分,唯有鲁迅和“中国社会生活”。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名单,在巴金的文学师承中,鲁迅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巴金所受“新文学”的影响之深。
而对于鲁迅,巴金是后辈,日本学者增田涉曾问过鲁迅,为什么要和自己“倾向很不同的青年作家一道搞工作”,这“倾向很不同的青年作家”指的便是巴金。当时鲁迅用信任和笃定的口气说:“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认真,是鲁迅喜欢的品质,也是鲁迅本人的性格。由此可见,鲁迅与巴金,虽直接交往不算多,却莫逆于心。
从少年时在成都读到《狂人日记》开始,巴金便是鲁迅的忠实读者,《呐喊》《彷徨》《野草》……巴金从一部部作品中学习写作的方法,安慰自己苦闷的心。在《忆鲁迅先生》中,他写道:“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因了病我没有进过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过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来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
从“呐喊”开始,回到“伤逝”,巴金的文学道路看起来仍然像是一种宿命,仿佛注定了要与鲁迅相始终。而鲁迅对青年人的鼓励和支持不遗余力,“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要放的正是巴金这样的青年和这一代作家。巴金确实担得起这个青年代表的名头,因为他一直着力于处理青年主题。他的那部《随想录》,被文艺批评家誉为重新接续鲁迅文学最深邃的余脉。
参与文学工作后,巴金与鲁迅有了直接的接触,编书、组稿、同席交谈,进而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在巴金受到他人质疑时,鲁迅坚定地站在巴金这一边,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而巴金提起鲁迅就显出虔诚:“我每次跟先生见面、听他谈话的时候,我始终感觉到一样东西,那就是先生的深厚的爱。”
事实上,鲁迅与巴金的直接交往并不是很多,不过五六次,且都是在集体聚会时。然而,1936年鲁迅逝世,巴金是抬棺者之一,他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为伟大的导师送行。此后,巴金在不同时期多次撰文缅怀,表达对鲁迅的崇敬、感激和哀痛之情:“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如果先生活着,他决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1983年10月9日,巴金左腿骨折住院八个月后刚出院,就迫不及待地由家人、朋友陪同来到绍兴鲁迅故居。巴金用手摩挲着鲁迅当年在书桌上刻下的“早”字,无限感慨地说:“鲁迅先生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
为青年点燃烛光
巴金的朋友圈,实际上并不局限于身边的先贤和友人,他对于后辈青年的扶持,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辐射得更远。
巴金尚未成名时,因缺乏自信,创作出长篇小说处女作《灭亡》后不敢投稿。后来,《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慧眼识珠,从巴金的朋友处发现了小说原稿,并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还作了热情洋溢的推荐。这件事对巴金触动很大。后来做了编辑的巴金,把从前贤鲁迅、沈从文、叶圣陶等得到的滋养撒播开来,他把发现和提携新作家为己任,曹禺、刘白羽、张一弓、冯骥才等青年作家都得到了他切切实实的帮助。曹禺的剧本《雷雨》写完后,放了两三年,无处发表。后来巴金从友人处拿到稿子,一口气读完,被深深吸引,便决定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发表。而曹禺的另一部剧作《日出》,也是经由巴金之手编辑出版的。某种意义上,巴金就是曹禺的伯乐。此外,何其芳的作品集《画梦录》、陈荒煤的小说《灾难中的人群》,以及刘白羽、萧乾、臧克家等文学新人的处女作,都是经由巴金之手出版或发表,从而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收获》创刊后,巴金作为主编,在推出和扶持青年作家方面更是不遗余力。1980年,青年作家张一弓创作了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因这部小说涉足文学禁区,能否发表,各方面意见不一。巴金力排众议,坚持在《收获》第1期推出了这部力作,还力荐该文在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中获一等奖。而冯骥才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铺花的歧路》,也是巴金力荐在《收获》发表的。2020年秋,冯骥才拜访巴金故居时,说:“漫长文学路上最深的足迹大多留在《收获》。我是感激甚至是感恩的。”
作家陈荒煤这样评价巴金:“他一直是热衷于发现、培养、扶植青年作家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者,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对中国革命文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