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见
元丰八年（1085年）6月初，天气异常炎热，满城的牡丹花早已凋谢殆尽。理学家程颢（1032年2月—1085年7月）已经病得很重了，接到出任宗正寺丞诏令的时候，长长的胡须也无心打理。正值仰望头顶上晕眩的深渊，程颢感念太皇太后的知遇，却无法举步前往东京。在弟弟的印象中，哥哥“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人们都认为，像他这样的有道之人，应该能够寿比南山，此次犯病不过是普通的头疼脑热罢了。然而，接到诏书不过十天，程颢就倒下了。
自从熙宁五年（1072年）陪侍父亲返回洛阳，程颢经历了许多事情。先是师尊周敦颐逝世，后来受命前往扶沟，出任知县一职。元丰四年（1081年），与弟弟程颐一起寓居颍昌，以讲学授徒为务，过着十分清简的生活。一路上，他都带着自己的父亲程珦。老人家性格乐天，到哪里都受人欢迎，精气神看起来比两个儿子还要健旺。元丰六年（1083）九月，通过请托，程颢得以在靠近家乡的汝州，找了个管理酒税的职位。这与他的才华实在太不匹配，却可暂时补贴家用。
自从跟随老师周敦颐寻找“孔颜乐处”，程颢就走上了一条身心修行的道路。二十多年来的历程，让他深感转变习性、止于至善的困难。年轻时，他一度迷恋打猎，常骑马射箭，追求百步穿杨、一箭双雕的感觉，打到猎物，哪怕是一只兔子，都兴高采烈，完全不考虑兔子及其母亲的感受。后来，潜心格物致知，兴趣也渐渐转移了。一次，拜见周敦颐时，他向老师报告：自己的习性已经改变，对游猎已然没有什么兴趣了。
当时，程颢自己其实并不承认，但也不好反驳师尊。多年以后，在返回洛阳的途中，他看到一群人鞭策快马，在田野里追逐猎物，心里便蠢蠢欲动，有了一股莫名的冲动，很想加入队伍中。此时，他才明白过来，老师说的是实相，自己还需要在实景中去历练，否则，关起门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刚刚上任扶沟知县，程颢就出台一项规定：百姓无须递交纸状，就可径入衙门面见自己。他聆听百姓的倾诉，如同弟子聆听老师上课一般。到下面巡察，看到贫苦人家的生活惨状，他脸上便流露出受伤的表情，仿佛心里被深深地砍了一刀。县衙大厅的上方，悬挂的“视民如伤”四个大字，就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他将官员与百姓的关系，比喻成园丁与花草，园丁必须辛勤浇灌，细心呵护，但不能随意采摘与践踏。他的治理崇尚宽厚，教化为先，刑罚随后，可谓儒里法表。扶沟这个地方素来盗贼猖獗，每年发生的强盗抢劫事件，多达十数起。但在他任上，几乎全年都没有什么治安事件发生。
在任职过的地方，程颢都像大雁一样，留下清脆的政声。不过，和弟弟相同，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明心见性、修炼人格、演述经典、创立学派、教书育人、赓续儒家思想的法脉。在扶沟时，就有谢良佐、吕大临、周纯明等学子，陆续从各地前来，跪倒在他的门前。将他们从尘埃里扶起时，程颢感到了为人师表的重要性。他为人温文尔雅，浑身充满“和粹之气”，接物温如春阳，待人润似时雨，可谓应物无伤，深得门下弟子的爱戴，是一个真正的仁者。与他交往数十年的门人和亲友，从未见他有过“忿厉之容”。他的存在就像是一阵清风，他的施教如同清风化雨，淅淅沥沥。有一回，程颢在书房里入神地阅读。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有毒的蝎子爬到他衣服上。有个弟子发现，便提醒他不要动，并找筷子把蝎子夹了下来，然后问老师如何处置这只毒物？程颢说：这是相当为难的审判，杀了它则伤仁，放了它则害义。他沉吟许久，最后说：还是拿到远处的野外去，放它一条生路吧。对待毒虫都是这种态度，何况是人。
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就是“道”。道也被称为“天道”，是天地万物造化的母体，一切事物都从它的运行中获得自身。道在幽明之间，不局限在人的感官意识范围，因此，只有越过见闻觉知，推开潜意识的“玄牝之门”，才可领悟其中奥秘。相对而言，性、德、理、气等，都是次一个层级的范畴，皆从属于道，因此有“道德”“道理”等的组词。其中，“理”一词的意思，原本是玉石纹理的引申，是对事物存在机理和运行轨迹及规律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往往是线性的，不同于道非线性的浑然性。
北宋时期，道与理的从属关系终于被解构，"始作俑者"就是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把“理”视为最高的本体和万物存在的根源。他们将“天”与“理”并称，“道”与“理”齐观，用“天理”来替换“天道”范畴，断言“天即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人们通常以“二程”并称程氏兄弟，其实，二人不仅相貌不同，性格差异甚大，思想也不全然一致。尽管他们的著作被收编到一起，中间有许多不分你我的“二先生语”，但透过各自表述的部分，仍然能够看出一些端倪与倾向。程颢的学问偏重内向的观照与反省，走的是内心直觉的路线；程颐则偏重向外的格物，走的是意识思维的路线。程颢曾经特别说明：“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这话可以理解为，他对天理的体认，不是从书本或他人的指教那里得来，而是从自己与万物同体、天人合一的直觉中感悟出来的。与哥哥不同，程颐对天理的认识，更多来自“格物致知”的积累。
在程颐那里，性命涵养与进学明理是不同的方式：“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他把理视为万事万物“之所以然”的根据，任何事物都有其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在读书学习和处置事物的过程中，通过“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这种格物的方式，通过朱熹沿用到明代的王阳明那里，终于格出一场大病来，才受到了质疑。
显然，程颢遵循的是孟子尽心知性的路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通过心的还原，开显生命的先天禀性；通过生命禀性的开显，领悟将禀性赋予人的天道。程颐继承的是汉代儒学穷理尽性的路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通过对一个个事物的推究，认识其中的理据，最终触类旁通，把握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天理。因此，程颢对人与万物浑然一体的“仁”，有相当充分的发挥，将其视为人性本来具备的内涵；而程颐主张“性即理”，直接将人和事物的属性等同于理，以“理”来规定人性，突出人性中天理的成分，甚至把外在的伦理规范“礼”，一些人为造设的行为边界、道德篱笆，也纳入天理的范畴，并对人提出了繁复而严苛的要求。总而言之，兄弟二人，一个偏重于人心中之仁的发现；一个偏重于对外在之理的遵守与坚持。程颢性情活泼可亲，有鱼跃鸢飞的气象，深得孔颜乐处和周敦颐“绿满窗前草不除”的意趣；程颐凝重肃穆，棱角分明的双眼目光炯炯，令人望而生畏，全然是一副道貌凛然的样子，不小心会把路边的小孩子吓哭。
程颢认为，功夫做到这里，要像孟子所要求的“勿忘勿助”，将无邪初心涵养起来，既不要将其忘失，也不要刻意把持，既不抓死，也不能放飞。程颢特别强调：“执事须是敬，又不可矜持太过。”在正心的时候，不能整饬过度，操持太切，处处防检，把自己一个大活人给勒起来。在持敬的同时，要有和乐的心态。有一首短诗，颇能体现程颢的精神意境：“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