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佩岚

　　新加坡北郊汤申自然公园的密林中，曾经有一座遍植红毛丹和珍奇植物的“愚趣园”。门楣上的题字，出自徐悲鸿手笔，门联书：“愚到穷时方悟性，趣从幽处有真情”，这位自谦为愚、自得其趣的园主是从海南下南洋的奇人韩槐准。

　　从割胶工到陶瓷专家

　　韩槐准（1892—1970）出生于海南文昌昌洒镇凤鸣村，父亲韩摄翼是上过几天私塾的农民，韩槐准是家中长子，14岁始进宝敦学堂，17岁升入蔚文学堂，21岁时高小毕业。在父亲的支持下与乡人合开染坊，因化学染料褪色而失败，改用蓝靛旧法，虽有利可图，但仍入不敷出，以致债台高筑。为了生计，韩槐准选择了一条与当时大多数文昌人相同的路径——下南洋。1915年，他将染坊交给胞弟韩植准经营，自己随族人韩衍元漂洋过海到英属马来亚（今新加坡一带）谋生。

　　初抵南洋的韩槐准几经辗转，在印尼井里汶的武叻橡胶园成为一名割胶工。1916年，他稍有积蓄便入股神农大药房，药物学和化学知识的积累，为日后陶瓷器研究打下了基础。1933年，一位外国人询问“苏木”的名称，继而读到《中国南洋关系史》，引发他对古代中国与南洋关系的研究兴趣，确定了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究，通过分析彩料加热后的化学变化、釉料成分及风化程度，鉴定陶瓷器年代和窑口，逐渐成为南洋一带公认的陶瓷器研究专家。1936年，在新加坡北郊汤申路购置土地，建“愚趣园”，以科学方法种植与海南荔枝同科同属的红毛丹，聊解乡愁。每当红毛丹成熟的季节，愚趣园中果香四溢，高朋满座，不仅有姚楠、张礼千、许云樵、关楚璞等南洋研究大家，更有郁达夫、徐悲鸿、胡愈之、刘海粟等中国知识分子雅集于此，客人采花摘果，主人搬上古董字画，宾客赏奇析疑、作画赋诗，营造了战乱中难得的精神家园。

　　1941年，韩槐准加入南洋学会，致力于中国古代外销陶瓷器、南洋史地、生物、华侨史等多个领域，学术严谨，成果丰硕。他奔波于南洋各地，倾其所有，搜集中国古代外销陶瓷器，著书立说，揭示中国古代陶瓷作为“文明交流载体”的历史意义。1950年，回琼省亲，在凤鸣村周边开展考古调查，开启海南考古序幕。1952年，加入“伦敦东方陶瓷学会”，推动中国古代陶瓷研究走向国际。1956年起，将300余件文物分批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化家传之宝为国之重宝，填补了故宫博物院在古代外销瓷器收藏空白。1962年春，年逾七旬的韩槐准放弃新加坡的资产，转让愚趣园，携家眷回国定居，任故宫瓷器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1970年1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归葬于文昌家乡祖墓。

　　乱世中的文人交往

　　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南渡，敦厚的韩槐准身兼在地国主人和中国乡亲的双重身份，在异国的愚趣园中，留存了一方中国文人的生存空间。1938年底，郁达夫赴海外宣传抗日，与韩槐准相识在神农大药房，与《南洋学报》同人畅游愚趣园，写下“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的诗句，这一晚，喝多了的郁达夫被许云樵送回家，国难家愁，在愚趣园中稍得释怀。1942年2月3日，战事紧张，侨领陈嘉庚与“抗委会”成员突围，韩槐准将郁达夫送上小船去苏门答腊躲避，见证了郁以笔尖抗日，完成文人到战士的转变，在生离死别的聚散中凝聚彼此的认同。

　　1939年，徐悲鸿南洋之行，卖画筹款支持抗战。坐在愚趣园中的红毛丹树下，畅想“太平他年事，……结邻效芳躅”。经常是徐悲鸿作画，郁达夫题诗，愚趣园中的红毛丹给了徐悲鸿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韩槐准说自己“愚到穷时方悟性，趣从幽处有真情”，将自己视作“愚夫”，对于他的“愚”和“趣”，郁达夫的赞叹：“其愚不可及，斯趣有作为”；徐悲鸿和以“愚忱泥处尊唯我，趣味浓时兴不阑”，表达对韩生活智慧的高度赞誉，拓展了文化情感表达的维度，南洋岁月，成为他们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愉悦时刻。

　　这种愉悦很快被日军的进攻打破。徐悲鸿离开新加坡前，将大量个人创作和办画展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托付给三个朋友，留托给韩槐准的是数百件陶瓷、书画、玉器和书籍，还有徐悲鸿“江南布衣”印章。韩槐准将其分装在两个大水缸中，用水泥封口，涂上防潮的黑油漆，和儿子一起，埋在愚趣园不引人注目的山坡下，铺上草皮，种上一棵黄梨树为记，一藏就是7年。1949年5月，水缸里的物品一件一件取出，放回徐悲鸿原来的大木箱，交给徐的学生带回北京。徐悲鸿致函韩“所有瓷器皆毫无损坏，感兄保存装包之德，不能去怀”“诚生平可记之事也”。乱世中，知识分子在异域空间的君子之交，让他们相互依存，文化和心灵的沟通不仅具有个人情谊的温情，更蕴含家国情怀的深层意义。

　　韩槐准从一位下南洋的割胶工，一跃而成为博学多识的考古学家、南洋史地专家，始终牢记根在中国，学问为中国所用。他将凝结着一生心血、从南洋各地搜集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器捐献给国家，赤子丹心，天地可鉴。他身后，有《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韩槐准文存》等著述传世。

　　（作者系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