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东风

　　9月15日，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消息，此前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的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卓让村扎陵湖北岸的石刻，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该刻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同时更唤醒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刻石纪事传统。

　　从秦始皇立碑颂功的七刻石，到东汉窦宪燕然勒石、唐代王玄策出使天竺刻石，乃至南洋岛屿上的蒙元石刻……石头，曾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史书。如今，黄河源这块来自秦代的“活化石”，正带我们穿越2200年，走进那个刻石纪功、金石永铭的伟大时代。

　　惊世发现

　　海拔最高的秦刻石

　　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团队在扎陵湖畔考察时，意外发现了一块刻有古文字的石头。当时他们仅辨认出零星文字，推测可能为“元代或清代”遗存，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转机出现在2023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在考察莫格德哇遗址期间，对这块刻石进行了专业考古记录。2025年6月8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成果，首次提出这是秦始皇派遣方士“采药昆仑”的秦代刻石。

　　一石激起千层浪。“秦始皇”“昆仑”“黄河源”这些关键词瞬间引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考古、历史、古文字、书法篆刻等领域的专家纷纷加入讨论，形成了一场“现象级”的文化大讨论。

　　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在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多学科实地调查研究，确认该刻石为秦代遗存，官方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

　　尕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扎陵湖乡，海拔高达4306米，是我国目前已知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石刻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

　　从右至左纵行排列，每行1～5字不等，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大意是秦始皇派遣五大夫翳率领方技家到昆仑采药，翳乘车于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处，翳计算路程约250里。

　　这一发现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为秦代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一手材料；证实了秦始皇向西寻求长生不老药的历史记载；可能为确定古代“昆仑”地理位置提供关键证据；展现了秦帝国向西探索的广阔视野。

　　金石永固

　　铭传千古的王朝史诗

　　“古之人欲存乎久远者，必托于金石而后传。”石头，这个沉默的见证者，以其不朽之躯，承载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历史记忆。早在商代，已有“小臣系”石簋在殷墟出土，簋耳外侧那两列十二字的铭文，穿越千年，述说着一个时代的仪典与荣光。石磬、石戈、石斧……这些零星刻字的器物，虽可视为石刻文化的萌芽，却仍未脱离“物上有字”的范畴。

　　真正让石头开口“说话”的，是摩崖石刻的兴起。

　　《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登舂山、会西王母，皆“铭迹于石”，以诏后世。传说缥缈，却映照出一种悠远的仪式感——古人立于天地之间，以山为碑，以凿为笔，誓将功绩与信仰刻入岁月肌理。

　　而将这一刻石传统推向历史高峰的，是秦人。

　　秦朝虽非刻石之始，却是第一个真正将石刻变为“国家史册”的王朝。春秋时期的石鼓文，被誉为“石刻之祖”，那十面花岗岩猎碣之上，古朴雄浑的大篆诗句，已初显刻石纪功的宏大气象。

　　至秦始皇一统天下，刻石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位深信“金石不朽”的帝王，数次东巡，立碑颂德。七方刻石——《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如七座巍峨的纪功碑，屹立于帝国东方，宣告着天下一统、书同文、车同轨的伟大实践。它们不仅是政治宣言，更是秦篆书法艺术的巅峰，每一笔都凝聚着王朝的威仪与理想。

　　可叹的是，煌煌“秦七刻石”，历经火焚、雷击、风化与战乱，大多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今日我们所见的《琅琊刻石》残块，静立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上仅存的87字，仍可窥见当年气象；而《泰山刻石》更是仅存10字，孤独地矗立于岱庙之中，如同一位沧桑的老者，缄默却震撼。

　　它们碎了，残缺了，字迹漫漶了……但即便只剩一字，那石上的精神却从未真正湮灭。秦人以石铭史的壮举，开创了一种伟大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刻石文化的兴起。刻石，也因此成为华夏文明中最沉重、最永恒的一页。

　　金石不绝

　　历代刻石中的历史回响

　　秦人立石纪功的传统，并未随着帝国的落幕而消失，反而如星火燎原，被后世继承与发扬。刻石的形式愈发多样——或凿于绝壁，或立于庙堂，或埋于幽壤；其内容亦从帝王功业，扩展至边疆征战、民族记忆乃至中外交流。它们以石的坚硬抵抗时间的侵蚀，以字的深刻记录文明的足迹。

　　远在蒙古国杭爱山脉深处，一方宽1.3米、高近一米的摩崖石刻，静诉着东汉王朝的赫赫武功。2017年，中蒙联合考古队确认其正是班固所撰《燕然山铭》——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终使“朔野萧条，万里无尘”。他登燕然、刻功绩，不仅终结了汉匈数百年战争，更留下“燕然勒功”这一荡气回肠的成语，成为后世保家卫国、建功边塞的精神象征。

　　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嘎仙洞内，一方稍经打磨的石壁之上，201字祝文明刻于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那是太武帝拓跋焘派使臣祭祖所留，字迹苍古、文句庄重。更令人惊叹的是，其内容与《魏书·礼志》记载高度吻合，沉寂千年的石洞，由此被确认为鲜卑拓跋部“旧墟石室”。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一段民族起源的记忆，更成为研究北疆历史与中华多元一体进程的珍贵物证。

　　1990年，在西藏吉隆县海拔4230米的崖壁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残损却珍贵的唐碑——“大唐天竺使出铭”。碑文虽已漫漶，仍可辨出“显庆三年”“王玄策”等关键信息。它记录了大唐使节王玄策经此险隘出使天竺的壮举，是迄今西藏发现最早的汉文石刻。这块碑，不仅标记出一条重要的中外交通线，更成为唐王朝开拓中西交流、经营边疆的坚强实证。

　　2010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塞鲁图岛上，发现了两处元代汉文刻石。一曰“临清”“石泉”，似标记故乡；另一处则明确记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遣史弼率军远征爪哇的史事。这片石刻证实了该岛即为元明航海图志中的“勾栏山”，是海上丝绸之路关键节点之一。它仿佛一枚钉在南洋深处的楔子，诉说着中国海洋经略史上那段不可忽视的宏伟篇章。

　　（作者系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信息中心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