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道

　　西方收藏家与中国古典家具的相遇，就像一场横跨银河的美丽传说。收藏家们与明清时代的桌椅相对而坐，倾听这些空瓠隐士般的家具轻声诉说它们曾经的历史沧桑与匠人的智慧。回溯漫长的世界收藏史，沉香与花梨以珍贵藏品的身份出现，这些珍贵的木材一直扮演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历史上的海南，也借由沉香与花梨，进入了世界的视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明清家具引起西方收藏家们的兴趣，尤其那些色泽浅黄的黄花梨家具，纹理变化丰富，质地细腻、手感上乘，一时成为收藏界的宠儿。值得一提的是，黄花梨家具这个“宠儿”的身份，是西方收藏家“热捧”出来的，它与西方收藏家之间，就是一场超越时空的文化传奇。

　　艾克与他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

　　提及中国的花梨家具，我们会很自然地想起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1896年——1971年），他是世界上研究中国明式家具的重要学者，他的学术著作《中国花梨家具图考》是近现代中国明式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他可能是从学术和审美角度解读中国家具的第一人。

　　艾克是近代中国史上值得一书的人物，他的中文名叫“锷风”，听着就颇有意味。他在中国的长期经历和家具著述影响深远，而他的学历、经历和审美高度，也都体现在他所收藏的家具当中。在《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共收录有122件（套）明清家具实物，除了艾克自己珍藏的部分，其余多是来自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使者，以及欧洲学者所收藏的中国家具。

　　艾克与中国的渊源很深。1923年，受厦门大学校长陈嘉庚的高薪邀请，他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因为喜欢中国文化，他在中国一待就待了26年。其间，他在清华大学教授德语，几年之后，他被请到辅仁大学，成为西洋文学史系的教授。在辅仁大学，他遇见了一生的爱人——中国姑娘曾佑和，1945年，他们在中国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此前一年，即1944年，艾克投入十多年心力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出版，这本书造就了他在中国硬木家具研究界第一人的地位。在《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艾克感谢了很多人，包括一位在北平当出版商的法国人亨利·魏智，魏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资助艾克出版了这本书——因条件所限，当时只印刷了200本。在书中，有一件黄花梨的三角圆几，写着曾佑和小姐收藏。

　　在中国的26年，于艾克和中国的家具史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厦门大学期间，鲁迅是艾克的同事，而季羡林，是艾克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迁居北京后，艾克与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同为营造学社的社员，交往频繁，与此同时，艾克开始了对中国古代铜器、玉器、绘画以及明式家具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一书中，第一次出现了“黄花梨”一词。有资料显示，“黄花梨”一词最早由梁思成提出。晚清时期，传统的花梨木无以为继，一批替代和补充的新花梨开始被引入。梁思成在考察古代建筑和研究明清家具时，发现明代所用花梨木与近代所用的“新花梨”并非同一种木材，为示区别，他在明代所用的花梨木前加了一个“黄”字。意即明清及民国初期古籍中所记载的“花梨”一名，应是今天的“黄花梨”。

　　艾克与中国及黄花梨之间，有很多温暖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身为德国人，他却极力反战，他在北京参加地下工作，反对纳粹党，协助英美及中国被捕的文化人士。他一向以学者身份修身，从不以古物谋利。1971年，他因病去世后，他的爱人曾佑和全力守护着他的藏品。2006年9月20日，曾佑和将其收藏的七件明代黄花梨家具（寿字纹圈椅、云石面长条桌、小条案一对、双人凳一对、二连橱）无偿捐赠给了中国文化部恭王府。艾克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的开拓性研究，毫无疑问将载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史册。

　　安思远把家建成博物馆

　　在中国古董艺术品和古典家具收藏界，安思远的名字如雷贯耳，他是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泰山北斗，亦是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眼光和品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学者。出于钦佩，人们给他取了许多名号，其中，“明代之王”是《纽约时报》冠予他的。他与花梨家具之间的一些叙事，是他众多传奇中的一笔。

　　1929年，安思远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显赫家族。这位从小对艺术品充满敏锐感知的美国人，四岁时收集到一枚小小的中国邮票，从此对遥远的东方艺术充满神往。这也是他日后能成为中国艺术品收藏与研究标杆性人物的重要基石。1943年，14岁的安思远陪着妈妈参加一个为中国抗日慈善筹款的活动，负责收集支持者赠与的物品。其中，鼻烟壶、花式水晶项链等极具异域风情的中式小玩意儿，引起了安思远的兴趣。上世纪60年代，他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每到一地，都与当地古董商、学者频繁交流。彼时，中国文物在海外的流通正处于活跃期，他凭借超出常人的眼力和从小对东方美学的深刻理解，逐渐在收藏界崭露头角。

　　安思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土豪藏家”，他以学者的严谨态度对待每一件藏品。为了读懂器物背后的文化密码，他很早就开始系统学习中文和日文，投入地钻研中国古代文献。终于，他的中文能让人听懂了，他能熟练地辨识器物上的款识与铭文。1968年，他在纽约开设“安思远画廊”，成为西方最重要的东方艺术品交易与交流平台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静静陈列着一件明末清初的黄花梨独板围子罗汉床。罗汉床上的木纹如行云流水，造型简练，气度雍容，它曾是安思远书房的核心陈设，见证了一位西方学者对东方艺术的痴迷。资料显示，在明清家具领域，安思远的收藏堪称西方之最，而在全球现存的顶级黄花梨家具中，约有四分之一曾经过他的收藏或经手。他与我国大收藏家王世襄等许多中国学者结为挚友，他与他们频繁交换对藏品的研究心得，他的收藏理念，也因此深受中国传统文人“玩物养志”思想的影响。

　　1948年，19岁的安思远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汉语，结识了恩师王方宇。王方宇发现他在课堂上总是一副思绪处于渺远的状态，于是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安思远。开始研究中国家具后，安思远以他独特的收藏视角，发现了中国明清家具被隐匿的光芒。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安思远与王世襄先生先后出版了中式家具鉴赏专著，将中式家具的收藏推上了一个高峰。

　　安思远是奇人。他把自己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公寓建成了博物馆，铺上清代宫廷地毯，安放了无数的黄花梨家具。安思远说过，中国艺术给了他一切。与此同时，他也为中国文化保护和国宝的回归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菲利普与他的侣明室

　　与中国古典家具相遇时，似乎西方收藏家都难抵其魅力，比利时人菲利普·德·巴盖是其中的代表。他曾经是海外最大的明代黄花梨家具收藏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先生说过，菲利普的藏品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家具的所有种类，共计多达140余件。此外，菲利普在收藏界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藏馆——侣明室。值得一提的是，这馆名是菲利普的跨国忘年交王世襄先生帮忙取的，意为“生活于明代”。

　　菲利普对东方美学有着狂热的喜爱，他收藏艺术品始于18岁，最初是日本的绘画，他说：“我对东方美学的热爱始于日本绘画，但很快我发现，中国的艺术才是真正的根源。”

　　菲利普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和探索持续了很多年，他试图在诸多的艺术门类中找到和他的生命最契合的那一支。最终，他遇到了明式家具，他说：“明式家具是古典家具的美学高峰，它得益于独具匠心的设计和优质的木材。尤其是黄花梨木材独特的特性，使艺术家能够雕刻优美的线条。”

　　菲利普很幸运，当他开始有目标要收藏黄花梨明代家具的时候，就遇到了被称为“黄花梨皇后”的香港嘉木堂堂主伍嘉恩。伍嘉恩从1970年开始收藏明式家具，1987年在香港开了嘉木堂，“嘉木堂”这个名字是王世襄取的。嘉木堂是个纯白色的空间，墙上只有王世襄写的“嘉木堂”三个字，明式家具的线条在白色的映衬下十分明晰。伍嘉恩如此描述1989年菲利普第一次走进嘉木堂的情形：“当时他一下子被‘吓到’了……菲利普待了一会后就开始和家具们说起话来，他会和家具交流。我很惊讶。”

　　其时的菲利普并不会说中文，为了了解中国文化，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走访与读书，从1989年开始，他走过了中国30多个城市。2006年，中国和比利时建交35周年，时年4月28日，由伍嘉恩与吉美博物馆馆长共同策划，菲利普在故宫永寿宫举办了“永恒的明式家具——侣明室收藏展”，这是当年官方的重要交流活动之一，王世襄出席了开幕式。遗憾的是，“侣明室”在积淀20年之后，因为一些原因，于2011年戛然而止，侣明室里整个系列的所有藏品尽皆出售。此后，侣明室便淡出了收藏界。然而，昔日荣光虽已褪去，但当曾经的旧藏偶尔重新露面，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在今年4月落幕的纽约亚洲艺术周上，侣明室旧藏黄花梨四出头大官帽椅单把以325.6万美元成交，突破了2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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