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青

　　面对明代中期的社会矛盾，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提出系统性改革方案。他早于西方提出“劳动价值论”，标志着中国传统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展现了前工业化时代的东方智慧。

　　配丁限田稳粮食

　　明代中叶，土地兼并严重。据统计，成化至弘治年间，全国税田较洪武时期减少23%，豪强通过“诡寄”“飞洒”等手段侵占民田，土地高度集中，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逃避赋税，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流民。与此同时，实物税与徭役制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流民数量激增，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针对这些社会问题，丘濬认为“田制不立则兼并盛，赋役不均则民力穷”，应解决土地分配不均问题。为此，他在《大学衍义补》中提出了配丁限田法。

　　配丁限田法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定田制、均贫富”的治理体系，“民之所以为生产者，田宅而已。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所谓生生之具，稼穑、树艺、牧畜三者而已。三者既具，则有衣食之资、用度之费，仰事俯育之不缺，礼节患难之有备。由是而给公家之征求、应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恒矣。礼义于是乎生，教化于是乎行，风俗于是乎美。”在丘濬看来，社会上所有的商品，粮食最重要。“天生万物，惟谷于人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无者，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君之所以治者以民，民之所以生者以食，食之所以足者以农，农之所以耕者以时。”朝廷应以强有力的手段稳定粮食生产，维护社会稳定。

　　贸易自由破垄断

　　相较于传统儒家“重农抑商”的理念，丘濬对商品交易持支持肯定的态度。他说：“食货者，生民之本也。民之于食货，有此者无彼。盖以其所居异其处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故当日中之时，致其人于一处、聚其货于一所，所致所聚之处是即所谓市也。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则国用有余也。”百姓日常生活需要商品，市场交易让资源互通有无，既满足了百姓需求，也会促进国家繁荣。丘濬主张发展商业，鼓励民间自由贸易，提出商品经济是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将商业自由视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

　　针对明代中期“官府与商贾争利”的积弊，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系统论证政府应聚焦于“制民之产”“立市易法”等制度建设，前者通过法律保障私有财产权，后者建立统一的交易规则，这种政策框架的实质是通过保护商人利益激发经济活力，为发展商品经济创造稳定良好的环境。丘濬还提出“财者，民之所以生也”的观点，反对以国家名义与民争利。他提倡实行“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的定价原则，主张取消与民众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盐、铁、茶等商品的专卖，认为商品价格应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反对政府强制规定价格标准，将市场调节视为经济活动的核心机制。丘濬还主张废除官方垄断机构茶马司，允许民间商人持照直接参与边境贸易，通过经营者持照纳税实现“商贾通融而不滞，公课量征而不乏”的双赢格局。

　　货币改革重信用

　　明洪武初年，朝廷发行大量的宝钞，使其有贬值的倾向，老百姓人心惶惶，开始囤积实物。货币流通领域的乱象，对商品流通起到了阻碍作用，也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针对当时朝廷强制推行的纸币制度，丘濬直指其弊：“钞乃虚券，非可久行。”丘濬通过梳理宋元纸币的兴衰周期，揭示发行信用货币必须遵循“物重钞轻（注：物价太高纸币就不值钱）”的铁律：“物贱则伤农，钱贱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宝钞崩溃的本质是政府信用透支和价值锚定缺失。

　　为此，丘濬创造性地提出“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白银、纸钞、铜钱三种货币，可以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但在价值上，国家以白银来衡量铜钱、纸钞的价值，银币就起到了衡量钱币和钞币购买力的作用。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改革方案，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制国用·市籴之令》中作了详细论证。

　　丘濬建议设立“银钱兑换局”，官府控制和调节钱币、钞币在市场上的流通量，通过调节稳定钱币、钞币与白银之间的比价，使“银与钱、钱与钞，子母相权而行”“重者母也，轻者子也，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贵贱相权而并行焉”。丘濬构建的“银—钞—钱”动态平衡模型，国家当以白银储备为信用基础，通过调节维持三币比价稳定，使“银权轻重，钞通有无，钱济细微”。这种复合货币体系，既解决了贵重金属短缺的流通困境，又规避了纸币滥发的通胀风险，比欧洲16世纪才出现的货币分层理论，更具智慧和眼光。

　　聚焦劳动价值论

　　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货币理论、价值理论、税收理论，因其在经济学方面的巨大贡献，被世人尊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就货币理论而言，亚当·斯密认为，货币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货币是用来衡量商品价值的。实际上，生存年代比他早了约300年的丘濬已经提出：“钱以权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贾也”“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丘濬认为，人类早期的物质交换形式是“以物易物”，当“以物易物”无法满足实际需要时，货币就产生了。

　　在价值理论方面，亚当·斯密认为，价值包括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表示特定财货的效用，交换价值表示拥有这一财货换取另一财货的购买力。丘濬在分析纸币流通时，提出“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行久而无弊”“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这些恰恰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丘濬提出“劳动价值论”，比欧洲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1662年提出类似观点早了约180年。

　　丘濬“功力深浅定价值多少”的论断，将抽象劳动时间量化为价值尺度的尝试，比威廉·配第用“每日口粮”折算劳动价值的思路更为直观。明代何乔新在评价丘濬时说：“岭南人物，自张文献公有声于唐，余襄公、崔清献公有声于宋……然丘《大学衍义补》一书，其经济之才可见矣，《朱子学的》一书，其理学亦可知矣。经济理学，兼而有之，使得久于位，尽行其言，相业岂三君子可及哉？”

　　现代财政的先声

　　面对明代中期“岁入二百五十万而岁支四百万”的财政状况，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制国用》中提出“三十年通融”的制度设想，即“每岁所入析为四分，用度其三而储积其一，每年余一，三年余三，积三十年则余十年矣”。其中已蕴含现代财政预算管理理念的“先声”。

　　“爱之一言，万世治民之本；节之一言，万世理财之要。”丘濬将“节财”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司会掌钩考，司书掌书记，二者之职交相参互，以此所掌稽彼所录，多寡虚实昭然矣。所以然者，盖以国家之大、用度之伙，其出入之数必为籍以纪之、设官以稽之，所以防有司之奸欺也。”这种“阴阳账册互勘”的会计制度“预演”了现代复式记账法的制衡逻辑。

　　丘濬的经济思想是儒家传统与明代社会经济变革碰撞的产物，其超前性体现在对市场交易、劳动价值及开放贸易的倡导。遗憾的是，其思想及相关改革建议因时代局限等，未能落地推行。尽管如此，他的经济思想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些方面时至今日仍对我们有启迪意义。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丘濬思想文化及传播研究”（24@ZH03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