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艳
近日,由唯一获得两项艾美奖的中国导演范立欣执导,联合法国、俄罗斯等国团队共同打造的纪录片《上学路上之山海无阻》在全国公映。影片聚焦生活于印度孟加拉湾海岸、中国四川、中国新疆、俄罗斯北极圈的四位少年的求学道路,展现了在全球不同角落,不同的童年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簇梦想的火种。
当银幕亮起,我们看见四条天堑之路:大凉山的藤梯、帕米尔的风雪、孟加拉湾的渡船、北极圈的直升机。这是世界的参差——有人走在平坦校道上,有人在悬崖攀爬。镜头继续推进,我们看见了更多:同样稚嫩的脸庞,同样明亮的眼睛,同样奔赴的那张书桌。原来,在那些看似无法跨越的差距背后,梦想从不参差,它平等地降临在每一个孩子心间。
参差的世界:
四种地貌,四种童年
在中国四川的大凉山,通往学校的路是垂直的,孩子们的上学路需要攀爬由17条藤梯组成的“天梯”,在近乎垂直的800米崖壁上艰难行进。在中国新疆的帕米尔高原,通往学校的路是辽阔而孤寂的,300公里的山路蜿蜒在荒原与雪山之间,海拔3000米以上。在印度孟加拉湾的海岸,通往学校的路洪水肆虐,孩子们却能摸清潮汐的规律,凭借着摇晃的木船在风浪中颠簸前行。在俄罗斯的北极圈内,通往学校的路是荒无人烟的冰雪之地,直升机成为了这些追随驯鹿群游牧的孩子的唯一交通工具。
有人攀爬悬崖,有人穿越风雪,有人与潮汐赛跑,有人在极夜中等待。这些看似遥远的差异,恰恰构成了这颗星球最真实的模样——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不是平坦的,而是起伏的。但当我们凝视这些背影时会发现,无论脚下的路如何不同,他们都背着书包,都望着远方,都在用稚嫩的肩膀,丈量着通往未来的距离。四种地貌,四种童年,构成了“世界的参差”最直观的注脚,同样也呈现了一段混合着汗水与泥泞、执着与勇气的逐梦征途。
平等的梦想——
那些被镜头捕捉的“相同”
影片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没有一味渲染“苦难”,而是穿插了大量“日常”的瞬间,让大多数观众都能找到引发共鸣的细节。当镜头记录下四川羌族女孩背着迪士尼白雪公主图案的书包,哼唱着2002年张卫健版《齐天大圣孙悟空》,此时她不再是供人同情的“偏远地区的孩子”,她只是一个喜欢白雪公主、心中住着齐天大圣的普通女孩。她的书包里装着课本,书包上印着迪士尼;她脚下的路是藤梯和悬崖,心里的歌却是二十多年前风靡全国的电视剧主题曲。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恰恰构成了最真实的童年:无论身处何地,孩子们都被相似的文化潮流裹挟着,被同样的童话滋养着,在各自的上学路上,怀揣着近似的梦想。
更动人的“相同”,藏在观影现场那些此起彼伏的笑声里。观众们笑的是别人,也是自己。原来,无论在大凉山还是帕米尔高原,无论在孟加拉湾还是北极圈,全世界的孩子都会赖床,都会被作业难住,都会在出发前磨磨蹭蹭。这些被镜头捕捉的“日常”,像一座看不见的桥,让银幕内外的孩子在笑声中完成了第一次相遇。有位观众坦言,看着孩子们上学路上看看鸟窝、摸摸树叶,竟有些“神游”,因为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上学也爱东摸西看。这种“神游”恰恰是最珍贵的共鸣——当我们不再将他们视为“励志榜样”,而是在他们身上认出了曾经的自己,“世界的参差”便悄然退场,“梦想的平等”真正登场。
参差与平等的交汇——真正的“看见”
日常穿越河沼、峡谷、雪岭、荒原等艰险地貌,以乘渡船、徒步攀山、骑驴、搭直升机等不同方式奔赴校园“13公里”“20公里”“30公里”“40公里”,令影厅里的观众时而惊叹不已,时而沉默不语。如果是坐在汽车后座去上学,13公里是玩一会儿手机游戏的时间,是听三四首儿歌的距离。可此刻,这些数字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重量——它们意味着藤梯上的手脚并用,意味着寒风中漫长的等待,意味着河水漫过下巴时的屏息前行。通过影片的记录,观众重新理解“上学路”,沉默不是同情,而是敬畏——对生命力的敬畏,对求知欲的敬畏。
更有意思的是,有观众分享散场后的一个情境,小男孩被父亲问起最喜欢影片中哪个故事,他干脆地回答:“都不喜欢。”父亲笑着调侃:“还是喜欢坐在车里上学是吧。”这个小小的插曲,反而比任何煽情的总结都更动人。因为孩子有权不喜欢,有权不被“教育”。而那些选择沉默的瞬间,那些不肯说“喜欢”的倔强,恰恰证明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与银幕上的同龄人进行着一场静默的对话。
那束投向银幕的目光,从来不是单向的。当城市孩子坐在影院里“观看”远方的同龄人时,银幕上的孩子其实也在“观看”着他们——以一种我们无法察觉的方式。这或许正是纪录片最深的吊诡:我们以为自己在凝视他人,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为被凝视的对象。那些质疑旁白设计的声音——“为什么不让赶路的小朋友自己说话”——恰恰触及了这个吊诡的核心。导演选择用城市童声代替他们的声音,与其说是一种缺憾,不如说是一种诚实的坦白:我无法让他们真正发声,我只能以我的方式去倾听、去转述。这种“不完美”恰恰提醒我们,每一次“看见”都伴随着无法逾越的局限。真正的尊重,不是假装能够完全理解,而是清醒地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却依然愿意靠近。
那么,另一种“看见”究竟可能吗?也许答案就藏在四川女孩哼唱《齐天大圣》的那个瞬间。当她轻轻唱起那首二十年前的歌,当她书包上的白雪公主在藤梯上晃动,她不是在演绎“苦难”,不是在扮演“励志榜样”,而是在过自己的生活——一个喜欢流行文化、有自己小秘密、会和伙伴嬉笑的普通女孩的生活。那一刻,她根本不需要我们的同情,她只是希望被当作一个平等的个体来对待。真正的“看见”,是在她哼歌时跟着轻轻点头,是在她赖床时会心一笑,是在她做作业抓耳挠腮时想起自己也曾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