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红霞

　　海南书香，自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东坡谪居海南以来，蔚然兴起。东坡先生在儋州时，行吟田间，咏歌自娱，曾遇一七旬老妪，问“人生如何”，老妪答曰“人生如梦”，并以东坡身世释意，东坡号其为“春梦婆”。东坡文化，对后世海南读书人皆有影响，清代程秉钊《琼州杂事诗》曰：“阿婆风雅解行歌，黎许朝朝载酒过。自有端明苏学士，海南人物读书多。”东坡先生居儋期间，在载酒堂里，与汉黎学生互动，如钓鱼一般教得学生心花怒放，“人鱼两忘返”的读书之乐，至今令人向往。

　　如果说唐代贞观末年王义方在海南传播儒学，埋下了书香的种子，那么北宋苏轼谪居儋州，则是点亮了海南氤氲的书香之光，使海南书香明清时期遥从海外，照耀中原。当然，这其中也有苏过之功。

　　东坡初到海南时，只带了陶渊明和柳宗元的集子，他发现“海南亦粗有藏书”，但是不足用，于是向岛外的朋友郑嘉会借书，朋友两次船载图书发送儋州，苏轼和苏过收到书后，围绕书堆，编排整齐，以备使用。他们食芋饮水，以读书、著书为乐。清晨，苏过有节奏韵味的读书声，惊醒了东坡先生，欣赏儿子读书，写“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苏过读书也抄书，刚抄过了《唐书》，又借来《前汉书》再抄，东坡夸苏过：“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

　　东坡先生居儋三年，与黎子云、姜唐佐等人赋诗论文，带动了海南的读书之风。他一边教他们读儒家经典，一边自编讲义，完成了对《尚书》《易经》《论语》的注疏。黎子云家有藏书，东坡经常到访。苏东坡的学生琼山人姜唐佐、江阴人葛延之，以及儋州人王霄等，都听过他授课。东坡在姜唐佐的作业上批跋，赞美其文气雄伟磊落，倏忽变化，鼓励他参加科考，并题赠诗联：“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此后，姜唐佐赴广州参加解试，考中举人，成为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位举人。苏辙后来续诗称赞他“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

　　或许是受苏轼父子不吝啬于将书与人分享的影响，姜唐佐也曾借书给苏过，王霄也开办零春馆，教书亦藏书。

　　在海南写完的《书传》《易传》《论语说》三部书，苏东坡十分珍爱。元符三年（1100年）遇赦北归时，路上一直随身携带，未曾破损或丢失。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苏东坡在常州病重，临终前他把这三部书稿托付给好友钱济明，让他仔细保存，叮嘱他暂时不要让别人知道，三十年后，一定会有知者。

　　明万历年间，焦竑汇集了苏轼和苏辙对儒家经书的注疏，编成《两苏经解》，其中包括东坡先生的《易传》《书传》，以及苏辙对苏轼《论语说》的拾遗，使东坡注疏的儒家经典，得以造福士林。崇祯年间，毛晋的汲古阁编刻《津逮秘书》丛书时，收录了苏轼编纂的《苏氏易传》九卷，“津逮”，即通过渡口到达理想彼岸之意。该版本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有收藏，2013年入选《第一批海南省珍贵古籍名录》。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十一月李光被贬琼州，二十年（1150年）三月再移昌化军（治所在儋州），李光看到当时“人知教子，家习儒事，青衿之秀，日益增盛”的读书风气，便作《昌化军学记》感慨道：“昔苏公端明谪居此郡，有游学舍诗云‘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盖叹之也。今相去五六十年间，文学彬彬，不异闽浙。予以放逐至此，时得与士子相从文字间”，肯定了苏东坡对历史上海南书香社会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