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者小心翼翼地将“逃港”事件托出，邓小平似乎对这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无动于衷，用睿智的目光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大街，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背过身来，十分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邓小平在广东十多天，直到离开，省委的领导还在揣摸这话的意味。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当时他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的日收入为0.7~1.2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为60~70港元，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话。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此时的香港被世界称做“东方明珠”，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显然，深圳和香港在经济上的差距是导致“逃港”事件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经济的差距，是政策造成的。 　　正是这次南巡，“省尾国角”的深圳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 　　当时深圳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房屋低矮，街道狭窄，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十字街，点一支烟走过小街，走到头了烟还吸不完。 　　摘自《春天的故事》  徐明天著  　　中信出版社200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