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忘了那个土广播台是怎样上去的。 　　只记得是井架状，旁边有一棵充满了稚气的头大尾小的木棉树。第一个上去广播的是两位女知青，一个胖乎女孩和一个高挑女孩。我们到农场的第三天早晨，她们就爬上去了，扯着嗓子宣读俩人合写的一份倡议书，轮流交替着读。倡议书倡导全体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在农场扎根一辈子。倡议书内容慷慨激昂，以致高音某处，女孩们的声音便扯得有点失真。还别小看了那土不拉叽的铁皮喇叭，它能将声音集束传送出好远呢。 　　才吃罢早餐，倡议书的大红纸张已赫然贴在篮球场边的黑板报栏上，引来许多人的驻足。 　　连长外表并不起眼，却富于工作经验，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典型。大会小会，都号召我们向她俩学习，争取进步。 　　几天之后，连长带我们到各个山岭走了个遍，教我们辨认什么是槟榔、玉桂、益智和砂仁等几大南药。从山上下来，高挑女孩被山蚂蟥叮咬，满头是血。摸摸这里是红的，那里也是湿漉漉的，吓得六神无主，一屁股坐在球场上，歇斯底里地哭起来，一边诉说，早知听外婆的话就好了，哎哟咿呀呜啦哇……女知青们失神地坐在宿舍的走廊上，一脸凝重。男知青们尽量忍着笑，在交头接耳。一说，这种人一旦被敌人捉住，不用严刑拷打，捉几只山蚂蟥咬她，只怕就要叛变了。说罢几个脑袋便转成几个方向，肩膀笑得一耸一耸的。胖乎女孩带着尴尬的微笑给搭挡端来一口杯白砂糖水，轻轻在耳畔劝了两句。她不听，任性地蹬腿摇肩膀，继续发泄着心里头的委屈。胖乎女孩无奈，把连长请来。连长的眼里充盈着一种父爱和不屑的笑意，他径直去摘来一把飞机草叶，放在嘴里嚼烂了，敷在女孩儿头上的出血之处，笑哈哈着说，这只是血水哩，乜耶？不怕的，死不了的。女孩儿破涕为笑了。她的笑从鼻孔里吹出一个大气泡，炸破了。在场的人都笑了。不用说，女孩们脸上的凝重都扫光了。 　　第二天一大早，这对姐妹花又联袂登上广播台。高挑女孩把昨天的插曲归结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经过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是可以改造过来的。 　　在姐妹花的带动下，许多知青都踊跃地登上广播台，我也上去了，甚至许多老工人都上去了。广播的内容包括表扬好人好事、表决心，也有读报纸的，还有诗歌朗诵和打快板。不管什么形式，都表达一个意思：争取进步。 　　那时，我还小，不足一米六五的父亲的白色青年装穿在我身上，像医生的白大褂一样。小心眼里时常揣摩着一个严肃的问题：什么是进步？但不管明白不明白，总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一如那棵木棉树，和同伴们一起，不断地长高。 　　争取进步，那可是风靡一时的时尚话题。在它的驱动下，我们战天斗地，顶烈日抗严寒，舍身舍命，洒热血抛头颅无所畏惧地勇往直前。哎，一代人的政治情怀呢！ 　　姐妹花在进步的路上走了很远。在修建水库的坝面上，她们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健步如飞，脸蛋儿憋得血红血红；在挖梯田的平台上，她们奋臂挥锄，汗水将衣服打得透湿透湿。直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她们都掉下了激动的眼泪。 　　我们的青春，都洒落在争取进步的道路上。 　　30年之后，我们结伴又来到这片青年时代闹腾过的土地上。姐妹花依然健在，只是脸上写满了经验与世故。她们的进步已经被时间的云烟遮盖了，也许只有在发黄的日记本里才能找到它们的踪迹。她们辨认着每一个老姐妹，追忆着往日的趣事，笑得没有了眼睛。她们只字不提广播台，所有的人都不提广播台。仿佛它不曾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