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钱文忠 　　钱文忠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是季羡林先生年逾七旬后所收的北大燕园弟子之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在弟子眼中，老人在一个极其冷僻的文史专业领域里始终甘耐寂寞。“用在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 　　在一篇文章中，钱文忠回忆道：季先生平时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先生坐在主席台上。 　　在我考进北京大学的1984年，季羡林先生也已经是73岁，年过古稀了。撇开季羡林先生崇高的社会和学术成就、名誉、地位不说，就单论年龄，他也已经是燕园一老了。 　　尊敬前贤恭恭敬敬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长者呢？对比自己年长的人———当时冯友兰、王力、陈岱孙等比季老高一辈的人还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根据我的日记，1990年的1月31日，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陈岱孙二老以及朱光潜先生的夫人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是非常寒冷，当时也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 　　先到朱光潜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倒是在家的，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几幕场景过了17年了，却一直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褒扬后学提携晚进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20年前，那是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　　    　　一天，我陪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我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翘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 　　还有一次，当时还在四川大学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朱庆之先生评职称，请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蒋绍愚教授写推荐意见。表格当然先送到季先生处，季先生写好封好，命我送给蒋先生。蒋先生拆开一看，愕然说道：“季先生怎么这么写？这可叫我怎么办？”我当然茫然不解，蒋先生微笑着把表格递过来：原来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目的底下一格，这样，蒋先生不就只能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季先生上面了吗？这怎么会不让当时才40多岁的蒋先生为难呢？ 　　那么，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是关于季先生请年轻人吃饭的。一次是请我吃饭。有一年假期，我没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帘关紧门，点上蜡烛看书，隐隐约约听到楼道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一会儿有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铮老师陪同下，特意来叫我去吃饭。这顿饭吃的什么，今天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但是，开门看见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的情形，却至今犹在目前。那些年，经常在季先生家吃饭，也经常陪同季先生赴宴，但是，这顿饭是很特别的。 　　现在已经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的卢向前教授，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应该也有一顿难忘的饭。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时候，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先生吃饭。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轰动，传为美谈。 　　年高德劭的长者 　　上面讲的都是和学术界有关的事情。那么在学术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么样的长者风范呢？ 　　北大有司机班。大家知道，司机可是见多识广的，而且往往并不那么好说话。然而，北大的司机都愿意为季先生服务。为什么呢？季先生每次都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小礼物，比如当时还比较少见的国外带回来的香烟。可是，这些能够打动司机吗？不能！有几位司机告诉我，他们接送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的，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这才是令他们非常感动的地方。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经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社会上对季先生的崇敬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清晰地显示出来。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北大校园里，学生不少是骑车如飞的，前面倘若有人挡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铃，催促不已的。然而，我却太多次地看到，只要学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着，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们都会跳下车来，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不少时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排起了一条长龙。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画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 　　博大精深饱尝苦难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呢？ 　　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去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之类的“帽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学术泰斗”、“国宝”是一个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我们可以先不去讨论。“国学大师”云云，实际上就作为学者的季先生而论，也确实有未达一间的嫌疑。其实，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那么，季先生的主要领域是什么呢？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季先生研究的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 　　季先生的主要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1945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的留学，抱有一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 　　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 　　1945年，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到1978年，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看做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这是34岁到65岁，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这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最黯淡无光的苦难时期。 　　第三阶段从1978年开始。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像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推衍自己的判断和结论。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 　　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来言说他的魅力。我这么说，也许会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季先生当然不是神，也不是圣人。但是，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季羡林（1911-2009）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 　　季羡林先生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先生又是散文高手，另外尚有诸多的各类作品，总计上千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