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伍立杨 　　革命的发动 　　说陕西的举义是辛亥革命的第二枪，这个说法大致过得去，但也不是很准确。 　　试看一下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现代部分，在武昌首义之后，紧接着，各地的光复日期是长沙，九江、南昌，西安……要说是第二枪，那应该有许多并列。 　　陕西对武昌首义的响应非常积极，1911年10月22日，同盟会、新军、哥老会首领秘密集合，共商起义大事。据当事人郭孝成先生《陕西光复记》回忆，满清地方官吏当时已经发现苗头，并试图分化，清大吏钱能训命令搜捕革命党人，“曾秘密两次面议，探其内容，谓主张革命，多系军官，若以躁切从事，必致酿成大变；不若陆续将陆军调出分防。” 　　到了10月22日，由钱鼎邀集同志，于旷野森林中召开秘密会议，计划进军之秩序，及各人应攻应守之地点，首由一协参谋官兼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领队占据军械局，三营管带张益谦担任占据四门，钱鼎率领陆军中学堂学生占据藩库及其他重要之局所，二标二营队官刘自新、周子贞负责外围。布置既定，各路人马各向预定各地点进攻。但顽固之清军，还想负隅顽抗，出城与我军开战。然而清军在此前所领之子弹，多不合用，驻防又素无训练，一闻炮声，慌忙退守城中，坚拒不出。当夜起义军齐集军械局，公推张凤翙为全陕复汉军大统领，钱鼎副之（因不知东南各省信息，故举统领人暂定名义）。即以军械局为总司令部，布置队伍。次日凌晨四点钟，围攻满城，清军死力相拒，转战于大菜市门北城门，张凤翙亲自指挥，哥老会头目刘世杰、马玉贵等冲锋在前，我军屡战屡胜，清军溃散，城被攻破，所有清吏，潜逃一空。 　　起义军占领西安后，钱能训藏匿于老百姓家中，陕甘总督升允逃往甘肃，将军文瑞投井自杀。 　　10月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张凤翙为大统领，钱鼎和万炳南为副统领。张凤翙、张益谦，皆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设立了军政、财政、教育、司法、交通等一系列机构，委派了一批大小官员。于是出示安民，广布演说，倡办民团，招集民吏，以恢复秩序。西安光复，各州县纷纷响应，迅速波及省内40余县。起义后的陕西军政府军械、粮饷极端匮乏。半个月后，陕西民军进驻潼关，清军同时进攻，遂有十五日秦岭之战。民军大胜，清军退出灵宝。及民军追及，清兵又退至郑州。起义军勇敢善战，均一以当百，惟因交通不便，枪械缺乏，不能大举。 　　这些事迹编成电视剧，除了秘密策划、战争场面、敌我心战之外，起义军同时剿灭土匪，也可成为编剧的焦点。当时土匪蜂起，战乱时节更想乘机劫掠，所幸民军既派学生回籍办团，又遣使分路招讨安抚，故秩序未至大乱。 　　同盟会元老的先期酝酿 　　陕西对武昌首义的响应非常靠前，其爆发的原因，一是清廷轻视西北诸省，往往以极其庸俗恶劣之满清官吏，给以陕抚重任，草菅人命，民众非常失望。二是川鄂陕唇齿相连，陕人闻川路惨狱，即同深义愤。三是关中民气沉挚，志士鼓吹已久，川路事起，颇有筹划。西安将军文瑞有所警觉，手书民党名单百余人，密交钱能训，按名拘捕，凡军学两界稍有声望者，都在其列。结果消息走漏，更加激起反弹。 　　而在张凤翙等前锋的后面，活跃着同盟会骨干奔走运作的身影。早在1905年井勿幕即回陕创建同盟会陕西支部，他是陕西早期的留日学生。稍后又有于右任以及山西的景梅九等人加入运作。他们都为孙中山先生大气磅礴的革命思想所感动，愿意在孙先生的指导下，回乡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创建革命组织，相机发动起义。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上海已是革命派报刊活动的中心。当时革命党在上海出版了15家报刊，于右任主持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作为革命派反清革命的喉舌，影响尤大。井勿幕回陕后，积极宣传孙先生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现代化思想，数月间，其足迹遍布西安及渭北各县，到了1906年春，发展的同盟会会员已有三十多人。两年后，他在东京与同志创办《夏声》，撰文鼓吹革命，孙中山、黄兴称井勿幕为“西北革命巨柱”。是年10月又返回陕西，参加并领导了轰动全省的反清学生运动。 　　同盟会骨干同时在哥老会、刀客和新军中迅速渗透革命的思想，井勿幕、李仲特、焦子静、吴虚白、张赞元等以及四川、甘肃、山西、广东几省在陕的同盟会员，以重阳节祭黄帝为名，在黄帝陵墓前宣读祭文，表达革命决心，大大吸引了各级帮会的注意力。同盟会在渭北十多县建有秘密据点，并掌握了《兴平报》、《丽泽随笔》、《教育界》等报刊杂志。 　　1910年初夏，井勿幕又从上海返回西安，参照东南各省革命党人的意见，准备在西北起事。随即在西安召开同盟会陕西分会会议，酝酿起义，当在西安和渭北两地分头进行。渭北由宋元恺、井勿幕、邹子良、柏筱余等负责，主要任务是在各县建立据点，成立分会，联络渭北一带的哥老会。西安由郭希仁、张赞元、李桐轩、钱定三（鼎）等领导，主要任务是扩大同盟会的组织，力争尽快掌握新军。 　　同盟会革命党人多年运动，秘密据点遍及西安、关中和全省各地，革命思想传播迅猛，形势日益发展，陕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帮会：革命的外围组织 　　据报道，《关中枪声》主角刘五在历史上就有原型，只不过是多人的综合，“他应该算是张凤翙和张云山的综合形象，刘五改变了哥老会占山为王的分散局面”。 　　辛亥革命各地志士与帮会的关系，可以说是陕西新军、帮会成员冲锋在前，而革命党人策划在后。 　　晚清时节的帮会组织跟今天人们的印象不大吻合。可以说，当时的帮会是一种革命的外围组织。 　　洪门在南方和海外影响巨大。洪门这个秘密组织起源于明末清初，以反清复明为职志，对外通称天地会。后来演变成多个的社团或会党，包括致公堂又称义兴公司，并随华侨迁徙南洋而远播海外。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纽约、芝加哥等地设有分堂。戊戌变法后康有为令梁启超、徐勤等都加入其中，可见其与晚清革命的一体两面的关系。 　　至于哥老会，又称汉留，俗称袍哥，则在北方影响深远。它也是洪门的一个分支。大致在清初随湖、广、闽、粤、赣移民传入四川，并从川北向陕西蔓延。一般认为，哥老会乃郑成功在台湾创立，所以它对反清复明的思想传播不可小觑。 　　同盟会知识分子对帮会的提携教导，在当时也可谓达于极点。秋瑾、徐锡麟，对浙江下层社会的帮会，黄兴对湖南哥老会，均收达良好效果。陕西自不例外。 　　至于张云山，他早年也在新军中为下级军官，不过他和哥老会的关系非同寻常。他的辈分高，徒众也多，且大多是新军士兵。其中也有极少数哥老会成员加入同盟会，这就促进了双方的联络。西安光复后，协商军政府领导人人选问题，由于张云山与万炳南均欲据大统领之位，会议不欢而散。10月27日正式推举张凤翙为大统领，钱鼎、万炳南副之，张云山颇表不满，两天后又举行会议，另设六个都督，张云山任兵马都督，事态才转向平静。次年春上，袁世凯夺取革命果实后，以光复西安有功，授张云山陆军中将衔，补秦军第一镇统制职。不久，又缩编秦陇复汉军为两个师，张云山任第一师师长。同年8月，陕西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陕西支部合并成立中国国民党陕西支部，选张凤翙为支部长，张云山等为评议员。 　　1903年，黄兴、马福益等谋长沙起义失败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被清吏捕杀，会党中的同志积极筹划再行举事，龚春台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赴湖南边境组织革命机关，公议立洪江会，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分内外八堂各司职务，声势甚壮。秋瑾分洪门部下为八军，策划反清起义，都是看出下层社会潜在革命势力，而得出“知中国之可为”的结论。中山先生认为明朝遗老，想要保存中国的民族思想，不得不将这种思想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会中，因为朝代陡换，异族来主，纯文人被“博学鸿词科”所网罗，有头脑的明末遗老见大势已去，便收罗江湖与下层社会的勇士，结成团体，来传承民族主义的血脉。对此中山先生有极精彩的譬喻，来加以说明：“至于他们要这样保存民族主义的意思，好比在太平时候，富人的宝贝，自然要藏在很贵重的铁箱里头；到了遇着强盗入室的时候，当然要把宝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极危急的时候或者要投入极污秽之中，也未可知。”（《中山丛书》，第一册，44页）同盟会所做的帮会工作，一部分就是在民间打捞、涤洗、重铸这种极有分量的民族思想。 　　辛亥革命前两年，帮会在海外南洋一带的组织以洪门为首，相继集体加入同盟会的，就有万兴、同协、义群、义和、祥胜、关帝厅、东胜堂、番邑堂、梁春堂等十余个（参见〈革命文献〉62辑480页）。又哥老会、三合会等，在民国建立以后，还曾站在同盟会一边，参加各省反袁的独立斗争。 　　但当时同盟会知识分子的非同凡响亦在这里，他们不但自身以极高理论，来切身投入革命，同时又游刃有余控制袍哥，设立总公口，以联络指挥各地袍哥。这首先在于同盟会员自身知死不避，蒙难愈坚，令袍哥不得不服，甚且成为其精神偶像。其间擘划大局的，仍是知识分子。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央视近日热播的电视剧《关中枪声》，反映的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枪”—————“陕西举义”。这部剧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关注。 　　历史和电视剧有多接近。《关中枪声》以陕西新军将领刘五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和命运为线索，通过他的人生奋斗与爱恨情仇，讲述了“陕西举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着力展示了共和革命过程中，关中的风云变幻及陕西军政界要人之间的钩心斗角，以及与帮会的是是非非，让观众领略了共和革命的艰难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