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教授是我的老师。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年起，我就知道他。虽然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我一直在追寻他的踪迹，在精神上接受他的教育和影响。 　　“国宝”教授  钟爱中大 　　我是1957年秋季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与我同班的张树英同学（生前系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原本是历史系1956级学生，读了一年后才转到中文系里来。他经常在班中讲他在历史系一年中的见闻和感受。言谈中，经常讲起陈寅恪教授来。他说，1957年春节，他同几位同学到陈教授家拜年。大家坐定后，陈老师便问他们：“你们中有谁第一志愿是报北大历史系的？”在座的同学中，有人回答，他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才是中大。陈老师便说，北大历史系很好，但中大历史系也很不错。我就爱中大，爱中大的校园，爱南方的天气。有人动员我到北京教书，我都舍不得离开这里……话语中流露出他对中大的深情钟爱。 　　张树英同学一讲起陈寅恪教授来便神采飞扬，手舞足蹈。显然，他以自己能听过陈老师的授课而感到幸福和骄傲。他说，陈老师是“国宝”级教授。他学识渊博，除汉语外，他还掌握其他语言文字达16种之多。他对学生讲《佛经翻译经》时，能用14种外语进行对比讲授。他博闻强志，记忆力强得惊人。他56岁时，双目失明，不能查找资料，但他凭着记忆，能说出某某资料在某书某页某行，他的助手去查找，果然丝毫不爽，助手们都惊叹不已。他的才学与他的勤奋攻读分不开。他38岁才结婚，结婚前，他已蜚声中外，被学术界誉为“教授的教授”。此时，他仍每周用两天时间到城里学习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好学令我们这些后生小子羞愧得无地自容…… 　　张树英多次的侃侃而谈，逐渐在我们心中构筑起陈老师高大的形象。我们多想同陈老师见上一面啊。大学毕业前夕，我邀请张树英带我去碰碰运气。我们中文系学生住在学校西区，他带我穿过中区的主校道到东区去。处在学校中轴线上的是“怀士堂”（中大小礼堂）。陈老师的故居在怀士堂东侧，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小别墅。楼后有一条白色小路，那是陈老师经常散步的地方。我们沿着小路徘徊着，屏住气，放轻脚步，唯恐惊动了里面住着的世界级学术大师。走了几个来回，“奇迹”并未出现，我俩只好怀着失望的心情悻悻离开…… 　　记忆超卓  名闻遐迩 　　陈寅恪教授生前身后都有许多传闻。与他同校任教多年的黄天骥教授（中大研究生院院长、博导）笔下就有不少生动的记叙。 　　2004年，黄天骥教授撰写的《中大往事》一书问世。我赶忙去书店购买。读完全书，我惊喜地发现，作为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在书中也有多处被提到，而且在页旁边的插图中，我得以瞻仰陈老师的遗容，以偿我几十年前想探望他而终不可得的愿望。 　　“陈教授双目失明，听说他通晓多种语言文字，而且记忆力惊人。他不能看书了，在研究和备课时，需要核对资料，便告诉助手，所需材料在某书、某页、某行。助手‘按图索骥’，百无一失。”几十年前张树英的口述，几十年后黄教授的笔录，不约而同，前后印证，陈老师学识渊博的光辉形象牢牢地在我面前矗立了起来。 　　“传说中苏会谈时，斯大林会见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及陈寅恪。”陈教授名闻遐迩，说他是世界级学术大师，实不为过。 　　“传说当年中、苏交恶，有关部门为了证实珍宝岛是我国领土，便派人向陈教授请教。他当即凭着超卓的记忆，向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佐证。”陈老师也是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以特殊的方式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大师殒落  丰碑永矗 　　“文革”期间，陈教授饱受摧残，还不慎摔断腿骨，郁郁而终。据老校工们说，陈教授去世的那天，校园里一颗大树，无缘无故地倒了。这些事，也许是巧合，也许属讹传。但从中可以窥见师生们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大学者的景仰。是一棵大树倒了，也是一颗耀眼的明星殒落了。 　　“1950年学生们送给陈老师的一面锦旗，上书‘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给予他至高无尚的评价。”也充分表达了同学们对陈老师的崇拜、敬仰之情。我的同班好友张树英虽已于去年作古，但他和其他师友用语言文字雕塑的陈寅恪教授的道德文章和人格魅力，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屹立在我心中！ 　　作者为《海南教育》杂志社原总编辑，现退休